“风起故里”

——评许辉的小说集《人种》

（安徽宿州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周勇，孟方）

《人种》中以乡土小说居多，而其中令笔者尤为叹服的，是对作者成长之地乡土内涵的艺术表现。

在一个30年跨度的相对漫长的时期，作者对不同题材作了多种尝试，其对语言和风格的感悟能力一如既往，但读来印象更深的还是对于乡土的漫游和守望，其对不同地域风土中最灵动、清新部分的把握是与生俱来的爱好和特长。

到了柔山秀水的皖南，就体现出情节的淡化和田园的诗意，多数时候都是一个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男主人公，要在他的作品中更完美更理想地圆一个清新的桃源和田园梦，乃至在审美韵味上有了道家的快然超越，和类似《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这种儒家尤有意味的一类人物——下层落寞文人的寂寂行走，固然，作品中人物虽无其落拓，但共同之处则是，都从这种游走中获得了适意足观的心境，由此体现出一种文化的经典质素间复杂、自然而有效的融合，其随着作者本人的人生境遇的迁移和时代氛围的变化而不断更新，但水准如故。而对作者成长之地——宿州一带的风土人物，则有着更为深稳静默的把握。

集中的中篇写得非常踏实和细致，以至于表面上似乎有些不够飞动和“魔幻”，及至读到直接和黄淮平原的乡土相关的作品时，你才会悟道，这种风格的源头，显然来自于乡土的力量，他在那个时刻和这块地域文化的传统及其精髓有意无意间通了灵。

《幸福的王仁》中，王仁的幸福是从一个院子的营造、落成开始的。也许作者没意识到“院子”，这一封闭又宁静安适的空间意象，实则是这一地域静默隐秘地遗传下来的经典文化乃至文学情境，最富于审美意绪和象征意味。为此，可参考苏轼和其他客居的诗人在这一带任职时所留下的诗句：“绿槐如山暗广庭，飞虫绕耳细而清”、“卧向陶窗惟有梦，坐来管榻不知年。”当地的士子追忆自己的人生时，所难忘的则是“蕉窗风雨浑如诉，掩卷不见独惘然。”无论是敏锐过人的大诗人，还是深谙地域风景妙处的土著知识分子，都不约而同地认同了幽静的庭院作为地域风貌珍贵的馈赠和记忆的珍藏。

当然，小说中幸福的王仁不是一个文人，更不是一个“士”，在幽静荫适的院落中读的是《三国》而非儒家的经典，但人物在这一地域据有一方庭院后，风物随之携来的那种强大的浸润作用带给人心灵上的适意宁静则是超越时空的。如此，理解了这一层，这篇小说就不会仅仅被看成是一种偶然得之的闲笔、津津有味的自拉自唱，它的韵味深植于风土的深处，让我们从另一个层面认识到心境上带有牧歌性质的宁静，认识到这种宁静的源头。而且相对于古人的诗歌，这篇小说的创造性和丰富性还在于，糅合生活的琐碎和闲谧成一种自然的常态性交织，兼有儒家的现世营谋和道家的虚静气质。如此，上世纪八十年代市井生活投射在作品中的迥异以往但又似曾相识，体现了地域文化遥远而确凿的穿透力。    

在《飘荡的人儿》中，与地域传统的关联则从“人地关系”这一重要概念中表现出来。在《光绪宿州志》中，“水灾”及类似表述至少有三十一处，另有十九处提到“河决”，加之其他蝗灾、旱灾、兵灾、匪灾，因此，“流离”——在明清之际成为一种生活常态慢慢被写入地域文化的记忆之中，而在这一中国最平阔的平原地带，农耕是最本分、安详的生活方式，土地则是最可靠的财富和生活收入来源。作品非常动人地写到了失地之人，及其包含着深情与无助的土地情结，在失土与恋土的张力中，慢慢牵出了辽远宏阔的天地间几缕余响不绝的古逸哀情。不过，无所依傍的流民在被正统儒家观念点染成哀凉的一群的同时，小说中却也以民间的和原始的儒家伦理点亮了那盏民间屋檐下温暖的情义之灯，而中国现当代乡土小说，尤其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地域文化背景的作品，“情义”叙事（或是对“情义”缺席的批判）及其对文本价值的影响，既重要又有着正相关性。因此，小说在美学上融合了儒家恋土情结赋予的苦难和温情，以及道家离土的怅惘，最终以创造性的表现力通联起地域史中的人地关系要素。

一般地说，地域文化赋予文学的资源只能在过往的文学经典中去体味，而作者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创造性，已在某种程度上丰富和拓展了这种表现的层次和维度，从而使得其作品本身成为了此种经典的一部分。

本文尽管只是择其一二，从地域传统与作品的关系略加考释阐发，但见微知著，许辉的乡土小说将地域历史、心理经验蕴藉以富于传统美学况味的叙事策略，并成为领略、理解这种越来越尘封的经验的出色的密钥乃至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