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说自话”的坚守

                ——读许辉的《人种》

汪杨

    写小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讲故事，作家用人物和情节来传递世俗美学的理念，文章热闹而好看；另一种方式则是记录，作者以旁观者的姿态，滤除故事性，只着力呈现出世事的本相，文本也因此素净而隽永；图书市场往往更偏爱第一种模式的小说，对第二种模式缺乏必要的关注度，事实上，这两种创作方式各有千秋难分伯仲，一个良好的文化环境的形成也应该建立在作品的多元化和丰富性的基础之上；许辉的小说集《人种》（安徽文艺出版社，2010年1月版）正是第二种小说模式的代言，即便是在商业化的围剿之下，许辉的文字依然是游离于市的“自说自话”。

    在许辉的小说里，万事万物皆有其存在的场地与形态，他只抓住一时一刻，忠实还原此间本相，无意探究因果，更无意延宕开来讲述枝枝蔓蔓，就如作者在《麦月》文末写道：“此刻，除了镇上的状况，镇子以外的事物都是不存在的，不管是孤独地、寂寞的、快乐的、安静的，还是其他什么形状。这就是我们的视界”；《库库诺尔》里，全文没有出现人名，读者不知道主人公为何要来库库诺尔，也无从得知他的结局，小说中的“他”一直处于“在路上”的状态，许辉也只是选取主人公旅程中的一段，细细地讲述，对于习惯于第一种小说模式的读者而言，这篇《库库诺尔》带来的阅读感觉是作者常常会在故事发展的最紧要处戛然而止，作者不会有意安排场景的更替，只会做世事忠实的记录者。

    哪怕是在以第一人称为主的叙事中，许辉依然坚守旁观者的姿态；在《十月一日的圆明园和颐和园》中，作者叙写的正是篇名所定义下的时间和地点，全文犹如“我”的喃喃自语，第一人称是典型的限制性叙事，许辉无意对此加以填充，他就是要描写这个人视野下的世界，单独地走自己的路，琐碎也好，平淡也罢，“我”的生活原相就是如此，哪怕是自己的生活，作者仍将自我抽离，以绝然旁观的姿态讲述着世俗生活的况味。《新观察五题》中，整篇小说是由五个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的场景构成，它们之间并没有承接和递进关系；那么，这样的故事组合起来有什么意义？意义就在于讲述的本身，在许辉的小说里，不是文学选择生活，而是让生活来决定文学的走向，正如许辉在小说集的自序里所说的那样：“我想，这就是文学吧？它不去做出什么重大的决定，它只是在不停地表白和讲述。但在我们的生命里，它却是永存不灭的。”

     许辉的这种创作观源自于他对于每一种生存状态的尊重，在他的笔下，每一个生命都被尊重，每一个生命的吁请都得以聆听，他人的生活既不是神境也非地狱，许辉的叙述固然是平淡的，但这份平淡不是出于漠然，而是世事通达洗练之后的归宿。《花大姐》中，乡村的清贫，生养的艰辛，当初的新嫁娘已是“头发又粗又干”，二十年后，当胖妮再次听到 “花大姐”的曲调时，顽童唱歌的对象已不再是自己，刹那间，胖妮有些神伤，但许辉的用意并不在此，很快读者看到的是在儿子的板车上“前仰后合”，“笑得哈哈喘”的胖妮。许辉写胖妮，他的目的就在于写出这样一个人的生活，是要把被历史湮灭的凡人拉回关注的视野，他并不是想借助胖妮去揭露人生或者启蒙民众，他是把自己放置在与胖妮同等的高度上去叙写，在这样的小说文本里，人生的面貌千差万别，但生活的本质是相通的，世间百态，归根结底不过是生老病死，在时间与历史面前，众生平等。

     在小说集里还有一篇最有意思的“自说自话”——同名中篇小说《人种》，它的风格是明显异于许辉的其他创作，这个“微微前倾上身，垂着毛绒浓厚的前肢，伸着眉骨吻骨突起的脑袋，呆立在濉水岸畔”的故事主角，分明就是原始人；以往许辉的创作大都是以现实为基准的，即使是以一个虚构的历史时期为讲述点的长篇小说《王》，虽假托古人古事，但地物背景、心态精神，仍是现实的精髓；而在《人种》里，故事的主角、周遭的环境、经历的事情都是虚拟的；整篇行文的出发点是虚的，但是文本的落脚点却是真实；原因就在于这一次，作者是历史的旁观者。相较于其他的文本而言，这一篇更加考量作者的功力，这次面向虚构的旁观是建立在作者持之以恒的文学选择之上的，文本的环境虽是虚构的，但地点仍是作者熟稔的濉浍平原，平原的风、平原的雪，依然是真实的印照；因此，虽然主角的进化过程是源自想象的，但每一处想象的细节却真实可感。

     文学，归根结底，是每个作家的自我选择，而许辉的选择正是以旁观的姿态，热心地关注这个世界，这既是他文本行走的方式，也是他的文学理想。

链接“淮北佬许辉的小说博客”：http://xuhui1017.blog.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