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报告范例

　　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主要内容是对发掘所获遗存特征的客观介绍，也有发掘者对所获遗存作出文化分期、因素结构、文化性质、聚落形态、族属等推断，或配发其他学科检测实验数据成果。《二里头》不同程度兼具上述内容，凸显三个特点。

　　首先，材料全面。《二里头》以壹、贰、肆、伍四册的篇幅，对以往曾经简要报道的大型遗存的信息予以进一步地材料补充，同时增加这一时期发掘所获 遗迹和遗物的新材料。其次，信息多元。《二里头》第叁册，第七章至十章，就是物理、地质、动物、植物、医学、冶金、陶瓷等多学科对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遗 存分析研究成果的汇集，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数据及推论性认识。第三，考古为本。作为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材料，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应以客观介绍考古发掘材料为 本，考古发掘者的分析认识可以研究论著的形式另行发表，在考古报告中应尽量压缩篇幅，居次要地位。《二里头》材料与研究认识的篇幅比约为8：2，体现了考古材料为本的报告理念。

　　二、学术启示

　　《二里头》既有对材料的客观报道，也有对相关材料整理分析的初步认识，对相关学术问题具有启示作用。

　　1. 研究层次。浏览二里头文化研究学术史，可显文化命名、分期与年代判断、文化因素、遗存（遗址、遗迹、遗物等）个案，聚落形态、文明诞生、 青铜时代，王朝国家（夏、商）、早期中国这样一个从基础研究渐次提高研究层面的演进历程。在这一过程中微观（基础、个别、具体）研究与宏观（理论、一般、 大势）研究交错共存，相辅相成。

　　《二里头》报道遗址文化层堆积，重要遗迹分布，主要遗存特征，都是具体的、客观的物质存在形式，属于考古学研究的基础材料。依据地层与遗存类型 特征将这些材料作出阶段性分期则属于考古学文化的基础研究。辨识其中受不同文化影响的因素（如岳石文化等），则是研究视野扩大的表现。对遗址宫城、宫殿、 手工业作坊、道路网等具有王都内涵的重点关注和分期布局大势的把握，表现出考古发掘者在发掘整理与写作过程中，坚持微观与宏观并举的思路。这一点从报告对 各遗存单位分期判断的细致（遗址分期与文化期段）到以文化分期为基础勾划出遗址不同时期聚落布局演变大势，展现二里头遗址不同时期的生存环境、聚落规模、手工业规模化生产、资源产业链的建立以及遗址王都性质与早期国家形成等方面得以充分体现。

　　2. 聚落考古。《二里头》有关遗址布局大势，手工业生产原料的来源，动物资源的交流等认识，是以聚落考古学术思路指导考古实践所获考古成果的 阐释。作为聚落考古，认真做好遗址考古工作，清晰设定区划内每一个基本遗址的相应信息，是研究必须具备的基础。诚如《二里头》所言，就二里头遗址而言，整体布局的完善、城墙、大型墓葬与墓地、一般居住址等都还需要考古工作继续揭示。

　　笔者设想，只有每一个二里头文化遗址都能初步获得与二里头遗址对等的相关信息，探讨二里头文化聚落形态，才会具有坚实的基础，以此为基础所得出的初步认识才可能有说服力。因此，对于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聚落考古的探讨仍然任重道远。

　　3. 文化性质。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存有在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之间，二、三期之间，三、四期之间进行不同性质文化区分的认识。《二里头》首次公布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部分单位陶器统计数据，显示其主要陶器器类组合前后延续。虽然新的因素渐次出现，但并不改变二里头文化性质的同一性。

　　关于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的性质关系，《二里头》公布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四期、二里冈文化部分单位陶器统计数据，鬲在前者可辨识器类标本中 最高占1.2%，在后者可辨识器类标本中不低于11.6%。这一数据显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文化为使用炊器（深腹罐、鬲）有别的考古学文化。观察《二里 头》报道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二里冈文化遗存材料，其间兴衰现象以二里头文化四期与二里冈文化之间最为明显，形成文化特征与内涵有别的分界线。

　　4. 测年数据。《二里头》第七章碳十四测年研究中，对新砦、二里头一至五期的年代进行了分析。事实上，学界对新砦期的性质及其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相应年代关系，二里头文化部分单位分期判断，二里头五期，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冈下层的相应年代关系等均存不同认识。

　　碳十四测年专家曾经提示，在将测年数据转换日历年代过程中还要考虑系列样品年代误差因素。由于考古系列样品的碳十四测年方法是把田野考古的层位 和文化分期的相对年代序列转换为精度较高的绝对年代序列，如果考古学分期的意见不一致，的确会导致不同的测年结果。所以数据拟合的原则之一就是需要可靠的 考古学信息。因此碳十四测年得到的年代结果不是具体的数值，而是一个具有一定误差的年代范围。

　　这一事例启示，是否可以尝试考古学者提供给碳十四测年专家的标本样品，只注明地层单位，不提供文化性质、分期及朝代等判断，以免影响碳十四专家对测年数据的拟合。

　　三、留驻学史

　　写好一部考古报告，需要亲历相关考古调查、发掘、整理、分析、研究等系列的实践过程。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以科学的态度，认真对待每一个工作细节 （如发掘记录、地层与器物编号等），做好基础工作（如地层关系、绘图、统计等）。以此为依据写出的报告信息才具有可信性、科学性。

　　《二里头》是考古发掘工作者历时7年调查、发掘，历时8年整理，对近9000平方米内所获遗存材料进行分析梳理，有序编排的大型报告。作者群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队的考古学者外，还包括来自国内外大学、研究所的多学科专家学者，参与人数约80余人。联合展示以考古学材料为主，兼及其 他学科提取相关信息的综合研究成果，这是当今考古报告报道信息的主流趋势。

　　浏览二里头遗址50余年发掘历程，1999年之前，约有三代学者共同参与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关注宫殿基址（如1、2号）等重要遗迹和分期、源流、文化性质等学术问题。出版《偃师二里头1959年—1978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简称《偃师二里头》）。1999年之后，约有两代学者共同参与遗址考古工作，重点关注遗址分期布局大势、宫室制度，聚落形态与早期国家（中国）等。出版《二里头》这部大型考古报告。

　　《偃师二里头》是对1959年至1978年近20年二里头遗址发掘材料的概括介绍，出版时间恰值二里头遗址发掘40周年之际。《二里头》则是在前人考古成果的基础上，公布阶段性新获材料，出版时间恰逢二里头遗址发掘55周年之际。可以说它是在二里头遗址发掘与研究的历程中树立的一个新的阶段性标志，将是一部留驻学术史的著作。

　　（《二里头 1999～2006》（壹—伍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文物出版社2014年10月出版，定价2000元）

《中国文物报》2015年3月6日

http://www.ccrnews.com.cn/plus/view.php?aid=56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