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要 2014-12-6）

纵观中国早期都邑发展史，在春秋战国前历时千年的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其都邑呈现出“大都无城”的状态。也即，宫城+郭区，不设外郭城，是从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都邑史的主流。

从聚落形态的角度看，二里头都邑是“大都无城”的一个最早的典范。进入二里头时代，聚落内部社会层级间的区隔得到强化，与此同时，对外防御设施则相对弱化。但随后的二里岗时代，二里岗文化不仅迅速覆盖了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而且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都有极大的飞跃。具有都邑性质的郑州城和偃师城，均为城郭布局；与此同时，都邑近旁和边地则大体同时地出现了一系列城址，形成二里岗时代特有的聚落景观。近畿地区的新郑望京楼、焦作府城，晋南的垣曲古城南关、夏县东下冯，长江中游的武汉盘龙城、云梦王家山城址等都围以城垣，有极强的防御性，同时显现出一定的经济功能。但在相隔了约200年军事攻防色彩浓烈的二里岗时代后，殷墟的聚落形态又呈现出与二里头都邑相近的状况，并正式进入了至西周王朝结束近500年“大都无城”的阶段。

    由是，二里岗城址群就成了千年“大都无城”这一中国早期都邑主旋律中的短暂变奏。城址群的忽兴忽废，其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动因，值得深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