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中州路（西工段）》，一本再普通不过的考古发掘报告，朴实地记录了50多年前一项配合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的收获。往事如烟，我们已经难以精细勾画“一五”期间为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一大批现代化工厂落户洛阳而展开的热火朝天的会战场面。1954～1955年，连接洛阳新旧城区的中州路考古发掘工作，在绵延近5公里的地段全面铺开，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西工段发掘，河南省文物工作第二队承担东工段发掘。发掘中，一大批遗迹、遗物被发现，一大批年轻考古学者成长起来。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报告，由苏秉琦主编并撰写结语 ；正文部分则由安志敏、林寿晋执笔，内容包括仰韶文化和商代早期的遗址，两周和汉代的遗址与墓葬。其中260座东周墓葬排比分析和年代研究的成果尤为卓著，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特别是苏秉琦撰写的区区12页的结语，影响深远，确立了一个学科重要方法论的范式。

 地层学和类型学被视为中国考古学科方法论的两大基石或车之两轮。如果说考古地层学奠基于20世纪30年代的殷墟发掘，而与此同时展开的殷墟铜器与陶器研究，却没有寻找出器物的演化顺序。40年代 ，苏秉琦先生在《斗鸡台沟东区墓葬》一书中， 对该墓地出土陶鬲做分析，找出了同一种器物的不同演化轨道，从而初步奠定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基础。

又是苏秉琦，在50年代的《洛阳中州路·结语》中，把对一种器物（陶鬲）的研究，提升到了对一类遗迹（东周墓葬）的研究。在这里，他将260座东周墓分成四大组，大、中、小三型和七个期别，“从中揭示出东周时期仿铜礼器使用情况及其所反映的社会等级状况的变化，并从各期变化程度的巨细中，发现春秋战国之际是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阶段，这就把年代学研究上升到探索社会关系及其变化的高度”（郭大顺、高炜：《苏秉琦年谱》，《苏秉琦先生纪念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从器物形态学中分型分式法的使用到寻找期别之间巨大变革的比较法和墓葬分类研究法的发生，标志着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奠基及其发展”（俞伟超、张忠培：《苏秉琦考古学论述选集·编后记》，文物出版社，1984年）。而后的60年代，苏秉琦又将这种方法再推进至对一个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的研究，从而建构起了类型学方法在中国考古学实践中的一种范式，实现了考古类型学方法的中国化。

在新中国考古学筚路蓝缕的大背景下，我们可以想见《洛阳中州路（西工段）》在方法论上的开拓之功。它所建立的范式引领中国考古学逐步走向科学、规范，为考古学的学科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备受尊崇。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本学科众多研究人员的类型学分析大多奉此报告为圭臬。在其潜移默化的浸淫中，考古类型学在中国逐渐演绎成一套缜密的解释系统。

    《洛阳中州路（西工段）》所确立的范式，彰显了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考古学的研究高度，其巨大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日 ，仍具有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科学出版社60年》，科学出版社，2014年10月）

【宏按：因文集的纪念性与篇幅限制，本文仅述及《洛阳中州路》的正面价值。较全面深入的评述，请参见郭晓涛《重“走”洛阳中州路——检视<</SPAN>洛阳中州路（西工段）>的历史多面性》(《南方文物》2010年第2期)http://wenku.baidu.com/link?url=_P2tQoVDbNSXasjX4BeeLu3b-esQzSqbZGkfnRZNLHi3IGsoQyELq4pR_dDE0VzM_LDY_8EDNS7U_Xq5Ah-GTi5d0R2Vzv2uh4XEYx1zPV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