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持中原青铜文明南来说，那么她如何看待其他的观点尤其是西北说或欧亚大陆内陆影响说呢？

众所周知，目前所知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郭教授曾指出，“青铜合金的出现，无庸置疑就是青铜文化的指标……冶铜的证据以及铅铜合金技术，这些数据足以将石家河认定为青铜文化时代”（49页），如前所述，尚未确认为青铜的零星铜制品及冶铜遗物就可以判定一个文化进入青铜时代，那么依郭教授的界定，林家遗址所出青铜刀，显然也应该是更早的马家窑文化进入青铜时代的标志（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学界对此物尚有不同的看法，但作为西北地区冶金考古的基本材料，郭教授却只字不提。

对此后西北地区较早的铜制品和冶铜遗存大量集中出土的现象，作者则尽可能地淡化处理。如对于河西走廊的早期铜器，只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文化遗址”下，提及“齐家马厂文化出土了一件小铜锥”，这指的是齐家遗址的马厂文化遗存？这遗址上没有，遗址也不在河西走廊上。齐家文化和马厂文化？齐家列于马厂前，难道齐家文化早于马厂文化（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马厂文化”的时代晚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郭教授行文中惯常的省略往往让人不知所云。对偏晚的四坝文化、骟马文化的铜器，书中还有所提及，而对地位重要的齐家文化丰富的铜器组合的介绍，则又是付诸阙如（81页）。

作者认为，“关于中国青铜技术是有西北方传入的外来影响，乃是欧美学界主流看法”。她承认“黄河上、中游的齐家文化，在北与安德罗诺沃交界，部分早期青铜器的器型似乎源自中亚草原，齐家的青铜技术与安德罗诺沃文化应有某程度的关联”（81页），但否认齐家等西北地区文化与二里头青铜器的关联：“其器形与金属的元素成分皆不相同，说明两者来源不同（注[1]）”（81、82页）。

这本来是郭教授自己的观点，但又是在全句的最后加注，如前文所述，这是郭教授惯常的引注方式。察廉海萍等文的内容限于其标题，仅论及二里头遗址的铸铜技术，并未做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而何驽在上引文中，则明确表示认同李水城教授的观点：“近东地区红铜工艺，以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为传播中介，一站站逐步东渐传播……其东渐的途径，是中亚地区首先作用于新疆西北部，既而通过哈密、河西走廊对河湟地区产生影响，最后波及中原内地（注[2]）”，认为陶寺铜器群，“其工艺技术得益于近东和中亚铜器工业技术的东渐”[3]。

作者继续论述道：“实际上，齐家所见的铜器形状都很特殊，未见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因此很多学者认为，虽然郑洛地区可以发现少数来自齐家以及南草原地带的文物，但中原青铜文明的产生与其无关（注[4]）”（82页）。

这段话非常有意思。“齐家所见的铜器形状都很特殊，未见于同时期中国其他地区”，众所周知齐家文化影响深远，可以找出一堆这话的反证，兹不赘述。郭教授自己就说“渭、汾注入黄河的汇流处，位于齐家与中原之间，当地也出土了齐家与中原类型的文物，且早期金属器以齐家类型为主。因此不能排除中原北部也曾受齐家文化影响的可能性”（123页）。也不知其观点应以哪句为准。下文说“因此很多学者认为”，却只引了水涛教授一个人的文章。我们翻检水涛教授的原文，上挂下联，才明白为什么郭教授引用他人的文章很少用加引号的直接引语，而是大量使用间接引语，这样当然可以有行文的伸缩空间。水涛教授此文系专论西域史前文明的，按理不会涉及“齐家”、“郑洛地区”等术语，经查，果然原文中根本没有这些词汇。

相反，水涛教授在文中论述道，“就目前材料来看, 冶金技术可能是沿着西域北部的草原地带由西向东扩散的, 在米努辛斯克盆地,卡拉苏克文化与中国殷商文化的联系非常密切, 而且, 这种联系开始的时代应该更早一些。在西域的大部分地区广泛分布的安德罗诺沃文化, 一方面建立了西域西北部地区与西南部地区之间的联系, 另一方面, 他们又有可能向东方传播各种草原文化的技术因素, 这其中包括了骑马、马车、冶金和游牧民的造型艺术等等”[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