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教授[1]的新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11月），洋洋70余万言，建构起了一个完全不同于既往中国学者认知的古史解释方案。在中国考古学学科面临转型，包括本人在内的一些学者开始反思我们学界既往的研究思路、方法与结论的时候，这本书的启发意义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从中可以感受到某种震撼。因此，我热诚地欢迎这本著作的问世。无论如何，它在中国上古史和考古学研究史上，都会留下浓重的一笔。

    郭教授对于考古证据的重视和定位评价，似乎比我们这些田野考古人更甚，认为可以敲定、改写一些“史实”（书名的副标题中即可见）。她在“前言”中即开宗明义：鉴于“今日大部分学者的研究方法，只是借用考古资料补证文献的记载，依然使用传世文献中的五帝、三代的角度来理解古史，以五帝、三代等概念来判断考古遗址的属性”，“无助于理解上古史实，重新形成了许多古史神话”，因而要“由考古事实探求中国集权政体的形成”。她认为“唯一可资征信的，只有考古出土的文物和考古现场所提供的非文献资料”。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但什么是“考古事实”呢？考古材料自己是不会说话的，要研究者来解读，而每位学者的解读都不免有其自身的色彩，所以任何古史解释方案，其实都是有待验证甚至无法验证的假说。郭说当然也不会例外。鉴于此，作为假说提出基础的材料与逻辑，以及连接二者的推导过程，就变得很重要。本文仅从这个角度谈点读后感。

    下面就是随笔了，看到哪儿说到哪儿。

首先，一本以“夏商周”冠名的专著，在100多幅图中，居然找不到从二里头到西周的中原王朝都城中任何一处大型宫室建筑的平面图，而最能代表礼乐文明的青铜礼乐重器的身影，也付诸阙如，只用了2件殷墟出土的特殊纹饰的青铜方鼎以强调殷商文化的多元性。在用10余张图详细论列长江中游“古城文化”时，给出了一张“长江中游青铜早期城址位置图”，而同时期龙山时代中原地区林立的城址是没有这样的地位的。无意疏忽还是有意为之？故“全面系统”之类词汇，恐怕无法用于该书，“客观”一词因太具相对性，这里更要割爱了。试想，如果读者对夏商周研究领域不太熟悉，将会从该书极强的选择性和倾向性中得到什么呢？在书中，出土遗存如此贫瘠的中原地区，当然也就成了作者笔下的“江河联合城邦国家”的“边地”了。

    这张“长江中游青铜早期城址位置图”（39页），非常有意思。所列19座城址，其中17座是距今5500年～3800年前的大溪、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的城址。它们都属于“青铜早期”？随后再看看作者怎么说吧。另外2座城是荆南寺遗址和盘龙城。盘龙城要晚到什么时代，是众所周知的，郭教授在书的下文、本人在后文还都会涉及。荆南寺遗址以二里头时代的遗存而著称，但从未听说有城。我们看看作者是如何解释她把这个遗址收进城址图中的。

“江汉平原的荆州城荆南寺遗址，也有大溪时代和盘龙城一期时代的土城墙基痕迹，但对其结构不甚清楚”（43页）。查其所引荆南寺遗址的发掘简报[2]，在“大溪文化遗存”一节中，有“房址发现有残存的红烧土墙基和柱洞等”一句。“夏—早商时期遗存”一节中，“发现有灰坑和墙基……在T6发现墙基，周围未开方，未作清理”。墙基被列于灰坑之后，且“结语”中对此遗迹只字未提。考古人都知道这会是怎样的“墙基”。而到了郭教授笔下，这个作为房基的红烧土墙基和列于灰坑（一般为垃圾坑）之后的墙基成了“土城墙基”，因而它就有理由被列进“青铜早期城址位置图”中了。

    或许这是中文理解上的问题？再如“（汝州）李楼遗址曾出土早期二里头晚期类型的青铜器”（35页），该遗址有二里头文化的遗存[3]，所以出土的二里岗上层时期[4]的铜器，到了郭教授笔下，也就成了二里头类型的青铜器了。但我们看郭教授的文笔，在中文著述上几乎可以达到“乱真”的地步。不过在若干细节的处理上，仍是有特色的。她写到河流时用“南游”、“北游”“东游”，这里的“X游”相当于“X岸”或“以X”？又如，注释中考古报告的作者，按业内的成例是署发掘机构之名，以示此为有组织的行为，文后注明实际的执笔人。知网等媒体在其检索系统中采用自然科学界惯例，只注执笔者名，利用时就颇为不便。郭著中又开一新例，那就是把发掘机构和执笔人都列上，倒是颇方便了读者，但前后二者间前所未有地用了顿号，将执笔人与其所属机构并列，该报告就成了机构与个人联合署名了。此为细节，但亦属逻辑问题吧。

作者在文中又经常出现这样的注释标记方式：“花地嘴遗址所出土的朱砂绘陶瓮，学者们也以石家河神像结构来分析其图案（注）”，“郑州花地嘴遗址的陶器、玉器，都与石家河所见相当（注,同上）”（35页）。这些观点显然都是支持作者意见的，但经检核，在作者加注的这篇两个机构联合署名的小型简报[5]中，并没有如此个性化的分析。

又如：“（郑州大河村）虽然其农作可能以高粱为主，但开始出现少数稻谷，这或许不是本土栽培，而是与郑州以南地区交易得来（注）”（35页）。这个注共引了4篇报告和论文，其中没有谈交易问题的；而其中引用的刘莉教授等关于大河村“高粱”遗存的再研究，通过植物考古方法进行鉴定，再次否定了高粱出现于中国史前时代的可能性。其结论是“除非有可靠证据，否则应对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高粱’遗存持谨慎态度” [6]。这与郭教授关于大河村遗址“农作可能以高粱为主”的论断完全满拧，其结论如何得出，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事。但如此加注，会让不太熟悉此领域的读者，感觉作者的论断是建立在扎实的资料和其他学者类似研究的基础上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