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宽认为，“整个长安都城，应该包括内城和外廓（同“郭”。以下均写作郭）”。张衡《西京赋》中描绘的长安“所谓‘经城洫，营郭郛’，说明当年经营的长安，不仅有城洫，而且有郭郛”[1]。

     具体而言，“长安城外存在着较大的郭区，其中北郭和东郭面积较大”[2]。当时的渭水位于北城墙以北约 1.5公里以外，“渭水实际上就具有北郭以外大城濠的作用。当时北郭的市区和居民区，就分布在北城墙以北、渭水以南的三华里范围之内。向东延伸到宣平门（东墙北门）以外广大地区，向西延伸到雍门（西墙北门）以外地区。有不少居民的‘里’，就分布在这些郭区”。杨宽认为，长安的东郭则是利用漕渠作为防御的城濠的，“漕渠即是《水经注》所说的昆明故渠，它以长安西南的昆明池作为水渠，引渠经长安城的东南，折而斜向东北，进入渭水，正经过长安东城墙的霸城门、清明门和宣平门外，因而可以利用为东郭的屏障”[3]。

杨宽梳理传世文献对汉长安城城郭上“门”的称呼，指出“内城的门称为城门。凡是城门以一个字为名的，每多加上“城”字，称为城门。如覆城门、章城门、洛城门、厨城门之类，外郭的门就称为都门”。如“北郭在横门以北有都门，东郭在宣平门以东有东都门”[4]。

关于先秦至汉代的郭区，杨宽明言“利用天然的山水加以连结，用作外郭的屏障，原是西周春秋以来流行的办法。兼用遭运的河流作为外郭的屏障，是西汉长安所开创的办法”[5]，并未说当时筑有郭城城垣。所以以“没有关于修筑所谓汉长安城的外郭城之记载”，“城外还未发现郭城或北郭和东郭的墙垣遗迹”为据的驳议，恐怕就属无的放矢之论了。而不认同汉长安城有“大郭”的刘庆柱也承认，“西汉中期，汉武帝修筑漕渠……形成了汉长安城以东的一条屏障，西汉中期以后，人们也就把这条渠与宣平门以东的祖道交汇处称为‘东郭门’（即东都门）。……所谓东都门不过是座象征郭门的建筑”[6]。尽管关于“祖道”名称，东都门是否仅为一座桥和象征性建筑，其究竟在漕渠上还是漕渠外等细节上，杨、刘二位先生还有不同的意见，但在东郭门的存在、时人习惯于把长安城和漕渠之间视为“东郭”的问题上，二者的观点已大致趋同。

或许，汉长安城的城郭布局和人们的认同，有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如按前述刘瑞的分析，城内宫室建筑等的比重在二分之一左右[7]，那么是否惠帝筑城时是先以城池为郭，及至武帝时国力强盛，人口剧增，遂“以城中为小”（《汉书·东方朔传》），在城外兴筑建章宫、扩展上林苑等，城外亦多居民，时人遂以渭河和漕渠为郭，是可能的。刘运勇推测长安城“横门外夹横桥大道的市，当属汉朝臻于极盛时，长安城内工商业高度发展，为城市布局所限制，不得不向外蔓延的产物”[8]。呼林贵据考古发现，推断覆盎门外文景帝至新莽时期的墓葬区，“很可能是整个长安规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9]。如是，可以认为汉长安城的“郭”有一个扩大的过程，且从延续战国时代大立郭城的传统，转变为内城加郭区的“大都无城”的状态，进一步彰显出巍巍帝都的气势。

汉长安城外的考古发现，也支持这一推想。仅据《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的介绍，在汉长安城北的厨城门外发现唐家村制陶作坊遗址（有夯土墙），城东的清明门外分别发现了郭家村铸钱遗址（发现窑址和大量钱范）、刘家村钱范窖藏（发现“五铢”钱模）[10]。说明城外以北以东区域，并非像以往认为的那样均为墓地[11]，甚至分布有较重要的遗存。

至于汉长安城的“一百六十闾里”究竟是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城外，还是均位于城内北部，在持不同意见的学者间争议更大[12]，有待于进一步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如果再放开视野，可知汉王朝继承了秦代的京畿制度，改秦“内史”为“三辅”；又在京畿地区建置陵邑，“徙齐诸田，楚昭、屈、景及诸功臣家于长陵。后世世徙吏二千石、高訾富人及豪杰并兼之家于诸陵”[13]，从广义上讲，这些陵邑也是西汉京师行政区和经济区的组成部分。于是才有象班固《西都赋》所描述的“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对郭，邑居相承”[14]的繁华壮观的景象。关于西汉长安居民的分布问题，王子今的观点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西汉长安城内有限的平民居地集中‘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就当时的居住习惯而言，居民的生存空间显然过于狭小。然而通过‘乡’的设置，推想有部分长安户籍资料统计的民众居住在城外的可能。而长安作为大都市其诸多其它功能的实现，有诸陵邑的补充。西汉长安周围的诸陵邑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长安的卫星城。……‘诸陵’不仅有拱卫长安的作用，在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对于政治中心长安更多有补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