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旭生先生在半个多世纪前指出，“我国，从现在的历史发展看，只有到殷墟时代（盘庚迁殷约当公元前一千三百年的开始时），才能算作进入狭义的历史时代。此前约一千余年，文献中还保存一些传说，年代不很可考，我们只能把它叫作传说时代”（《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其后的几十年间，中国上古时期考古学的发现虽层出不穷，研究不断深入，但却未能“更新”或深化当年的认识，关键即在于直接文书材料的阙如。

总体上看，龙山、二里头至二里冈时代诸文化，均属于已发现了零星的直接文字材料，为若干后世文献（间接文字材料，属口传历史而非编年史）所追述，主要靠考古学材料来研究，但还不足以确认其“历史身份”的人们共同体的遗存。这一历史阶段可大体划归为“原史（proto-history）时代”。殷墟因有甲骨文的出土与释读而成为第一座“自证”身份的王朝都城，从而走出了“传说时代”。

史前至原史时代一直分列的文献史学与考古学两大话语系统（前者一般采用神话传说人物和朝代名；后者习惯以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至殷墟时代才能够合流。

可以说，商王朝的下限已经澄清，而上限则仍是模糊的，迄今为止还无法究明。就方法论而言，“原史时代”研究因其研究对象的特质而导致研究结论具有极强的相对性，这是应引起研究者“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