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转型时代中的历史学处境很尴尬，通常，历史学家们希望在公众心目中，承认“历史”是“科学”，不太愿意坦承“历史”有时也是“虚构”。其实这本来不必隐晦，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常常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追溯光荣历史，构造伟大系谱，形成凝聚力和动员力，确立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神圣性。

和司马迁差不多同时代的《淮南子》里就说，为什么要制造黄帝？就是因为“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所以“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这是一个习惯和传统。

远的不必说，像“天生玄鸟，降而生商”、“履大人之迹”，就是在历史头上戴一顶神话帽子，就说二十四史里面，那个原本“好酒及色”的泗水亭长刘邦当了皇帝，史家也要帮他虚构受孕时“母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的故事，外加上后来在丰西泽中斩蛇的神话。

甚至连原非华夏的契丹人，当他们建立王朝时，也要像我们说“东方红，太阳升”一样，编造一个耶律阿保机母亲梦见“日堕怀中”，他出生时满室有“神光异香”的故事。

这很难免，不止是中国，世界诸国亦如是，按照一种历史学理论说，在民主的现代观念没有普及，天授王权思想还有效的时代，每当王朝更替，都得编一段神话，说得现代一点儿叫做“建立王朝合法性”，说得传统一些就是“神道设教”，借了神话吓唬民众说，这个王朝是你们的“天”，这个皇帝是你们的“神”。

（《南方周末》2008年3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