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师在《悼念张光直》一文中，详细地记述了他与张光直先生共同主编《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的经过。

“（这件）事情起始于90年代初。最早是北京三联书店董秀玉、沈昌文和戴文葆三位先生，约张光直、李学勤和我在灯市西口天伦王朝酒店磋商出版一套关于中国文明的丛书，图文并茂，雅俗共赏，拟目和体例都已谈妥，各书的作者也已商定。可惜后来因资金匮乏而流产。

很快，美国耶鲁大学出版社与中国外文局下属的外文出版社和新世界出版社协商共同出版中英文版《中国文化与文明》丛书。1997年出版了《中国绘画三千年》。其中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这本，他们约张光直与我共同主编，既然是文化与文明丛书，我与光直商定书名为《中国文明的形成》。按中美双方协定，每本书的作者一定要由中美双方学者共同参与，《中国绘画三千年》的作者便是这种模式。我问光直《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美方作者是谁，他未加思索很干脆地说，此书作者应完全由中国考古学家担当，美国没有人能够承担；他全权委托我来聘请此书的作者。

《中国文明的形成》起自旧石器时代，止于秦汉统一。分别由王幼平（旧石器时代）、严文明、张忠培、邵望平（新石器时代）、张光直（新石器时代向商周过渡）、卢连成（商周时代）和徐苹芳（秦汉时代）撰写。光直写第五章《中国古代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已发表于《燕京学报》新三期（1997年8月）。我写第八章《考古学上所见秦帝国的形成与统一》，已发表于《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

我想说的是该书的第九章，也就是全书的结论，由我与光直共同撰写，题为《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我写第一节《中国文明的形成》，光直写第二节《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课题。我是根据中国考古学和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成果，也就是本书各章节中的研究成果，来概括地叙述中国文明形成的历史和特点。我知道光直对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问题已经思考多年，并且有了初步的看法。在20世纪末，既懂中国历史学和考古学，又了解世界文明史和考古学的学者，仅有他一人，他的看法可以说在目前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最权威的意见。因此，我恳求他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做好。然而，上天并不帮我们这个忙，光直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坏。

1995年9月，台湾中国饮食文化基金会在台北举行第四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光直正在中研院副院长任上，他做会议主题报告《中国饮食史上的几次突破》，我做《中国饮食文化的地域性及其融合》的演讲。他是坐在主席台上的，讲完后特别走下台来坐在我身边陪我，说话已不甚清楚，坐下去便站不起来，有时走路会摔跤，我要随时搀扶他。字已写不成，送我在联经出版社新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论文集》时的签名，连画在一起已不成字体了。我看到他的这种情形十分痛心。《中国文明的形成》第九章第二节的稿子如何完成呢？出版社仍在催稿，我写完了第一节，写信和光直商量，我自告奋勇要根据他已发表的文章来替他写初稿，然后再由他修改。我想这是比较可行的能完成任务的最便捷之法。他同意了我的提议。

我根据他已发表的三篇文章来替他写初稿。第一篇是在北大的讲演《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出处略）；二是《从中国古史谈社会科学现代化》（出处略）；三是《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出处略）。我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这三篇文章的原文进行分解归纳，分成四个段落，以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为主题，写成9千多字的初稿，全文中没有我的一句话，我只在必要的地方用了简单的连接词，以保证全文的连贯性。写成后和我的第一节一块儿寄给光直。1998年10月18日光直回信说：‘你的稿子已由Peck寄下，使弟惭愧无已。你的第一节收到以后，再想不出在中国文明起源上尚有何话可说，就跟他（指Peck）说结论就用你写的就够了。不料，这害得我兄费了那么大的心血代我写了第二节。你的代书，可以乱真，就用它好了。不过说是我写的岂不是冒名顶替么？我将下句话写在原文中页1下，‘第二节作者张光直’这一句话改为‘第二节张光直原文，徐苹芳编著（或编写）’。你能否接受？’他很用心地改了一遍，包括标点符号和英文单词的字母。我立即回信说，文章全是你的原话，根本没有我的话，你既然说‘可以乱真’，那就是真的了，自然应当属你的名。他欣然同意。这便是我们两人合写《中国文明的形成及其在世界文明史上的地位》一文的过程，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惟一办法。1999年6月19日，我代表光直以我们两人的名义，在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学术讲演会上宣读这篇文章。并刊登于《燕京学报）新六期（1999年5月）。

……

光直离我们而去，光直离去后给世界和中国考古学界遗留下来的空白，将由谁来替代？我只能说，我不知道。”

（徐苹芳：《悼念张光直》，《四海为家——追念考古学家张光直》，三联书店，2002年）

《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的主要内容写成于1990年代中期，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及时出版。此后，中国考古学又取得了若干进展，产生了一批能够说明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及其特点的新成果。徐苹芳师特嘱我加写了第十章《近年的重要考古发现》，以补其阙。

先生终生未用电脑，不少文章是嘱我录入，先生校对后再寄出的。先生字迹清秀严整，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连标点符号也极清楚易辨，一丝不苟。给张光直先生发去的这份“组合”稿，就是由我录入的，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早知道这篇文章的由来，先生能留下这么详细的自述，殊为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