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师在给陈公柔先生的自选集《先秦两汉考古学论丛》所写序言中指出：“综览全书，贯穿于各篇论文、书评之中隐有两条学术线脉，一是坚持考古学研究方向，最终要升华为历史学研究；二是根据不同的研究课题探索考古学研究的方法。方向不对则命题有误，会导致全局失败；方法不对则事倍功半，难达目的。这两条线脉是学术研究中的生命线”[1]。窃以为，这也是徐苹芳师自己一生所坚守的“学术线脉”，这两条线脉也贯穿了先生的学术论著乃至学术思想。

在我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先生即特别邀请陈公柔先生为我开设“先秦文献导读”课，嘱我要弄懂版本源流，掌握去伪存真的功夫。数年前，在我主持二里头遗址田野工作告一段落之际，先生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探寻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形成，对三代的研究很重要。考古学注重由已知推未知，古代文献中就有‘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密码，有把握住中国文明特质的钥匙。”“你应该抽出时间攻文献，要解决三代的问题，文献一定要过关。”“你距退休还有十几年，安下心来读读书，思考些问题，是可以干出点事来的。”“要从具体的研究实践中，摸索出一套能够解决中国文明形成问题的方法。”

这些推心置腹的叮咛，都是切中肯綮的。惭愧的是，我虽深以为是，却仍然耽于项目课题和诸多杂务而不能自拔，一直没能按照先生的嘱咐去做。这是我到现在仍无法释怀，不敢面对九泉之下的先生的。今天以先生的耳提面命与大家共勉，唯愿考古学科的后继者，能置此于座右，继承先生的遗志，共同推进他孜孜以求的未竟事业。

    当数年前获赠《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时，我就曾萌发了访谈徐苹芳师，做口述历史的冲动。与学界师友谈起，大家都觉得相当有意义，值得一做。先生虽年逾古稀，但思路清晰，谈锋甚健，我们也就想着来日方长，不意先生竟匆匆离我们而去，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这是我一直懊悔不已的。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对历史的观察需要距离，治学术史的学者早已指出对同代学者认识评价不足是较普遍的现象。徐苹芳师甫一离去，我们已意识到他带走了太多弥足珍贵的知识和精神财富。

    “当前辈学人的学术史勋绩以如此绚丽、厚重甚至不乏悲壮的方式集中呈现时，他们坚守‘书斋’的努力和‘纸上苍生’的努力，就不仅是一种资源，一种能被后世学人再生利用的宝贵学术资源，而且也自然形成一种坐标，一种后代学人可以由此出发、寻得自己精神安身立命处的‘大学术’！”“这样一种坐标，其实传递给我们的，更是一种传统，一种中国学术积淀千载、现代重生，完成转型之后又规定未来民族血脉的纯正学统。这，才是最值得发覆的一层含义”[2]。

在中国人文学术的传承链条中，徐苹芳师的业绩显然也形成了一种坐标。在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散发的《徐苹芳先生生平》中，有一段宿白先生亲笔加上的评述：“徐苹芳先生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他服膺的前辈所艰难开创并在重重困难条件下进步发展的中国考古事业。作为一名考古学家，先生一生坚守考古学的学术规范、维护考古学这个学科的学术纯洁性，并为此不懈努力。”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徐苹芳师身上的闪光点、他所追求的“纯正学统”，也将会更多地为人们所重视、发掘乃至发扬光大。

（许宏：《苹木留荫  芳华沁人——缅怀徐苹芳先生》，《文物》2011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