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师的研究，不是为了考古而考古，不满足于对遗迹现象的发现与描述，而是力图将其升华到古史重建的高度。作为考古学者，他从田野考古的精微处做起，建构起了一套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研究方法[1]；作为优秀的史学家，他始终怀有重建中国古史体系的学术抱负。

丰厚扎实的中国历史考古学研究功底，使得徐苹芳师可以由已知推未知，将古史研究的视野上溯到文明社会的形成，最终形成了他对中国古代历史的总体观。先生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问题的研究，构成了他学术生涯后半段研究的一个亮点[2]。正式成果最早发表于1990年代，但其相关认识的形成，则可上溯到1980年代。

徐苹芳师关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有两个重要的契机。

其一，这源自先生多年来对中国古代城市考古的倾心研究。从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城市的研究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由城址的个案研究到对古代城市发展演变过程进行宏观把握的清晰的研究脉络。在主持元大都、金中都、唐宋扬州城和南宋临安城勘探发掘工作的基础上，先生的研究触角下及明清北京城，上推至秦汉都城乃至先秦时期的城址，最后形成了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规律的系统认识[3]。“文明社会产生有许多因素，每个国家文明社会产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是，城市出现的因素，却带有很大的普遍性”[4]。由对城市起源与早期发展进程的探究，自然会推导出文明社会形成的问题。

其二，这与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和《考古》杂志主编以来对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思考有关。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以若干重要的考古发现为契机，在学术界形成了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热潮。但这类研究在初起阶段还处于零散和自发的状态。作为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考古》杂志主编，徐苹芳师大力支持已有的文明起源研究活动，于1988年至1992年，通过主持召开座谈会、组织学术考察、发表笔谈等形式，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地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工作[5]。这种由国家一级学术研究机构主持的多家研究单位参与的有计划的研究举措，使中国文明起源研究获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开启了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新阶段[6]。他在规划主持这一大的学术活动的同时，就对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方法、途径等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嗣后，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一书他与张光直先生合作的结语中，又阐述了中国文明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文化的贡献[7]，这些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学术影响。

苏秉琦先生曾回顾到，他在1990年代初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缘起于时任考古所所长的徐苹芳师向他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在酝酿考古研究所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期间，徐苹芳同志就史前史的有关问题来征询我的意见，一共提了十个问题，总起来说，是关于‘如何重建中国史前史’这样一个大问题” [8]。

在此文中，苏先生还论述到：“史前史的史源主要来自史前考古学，但史前史不等于史前考古学。……史前史不是田野发掘报告的堆砌，也不是田野考古资料的总合。从史前考古学到中国史前史要有个升华过程，即概括和抽象的过程，科学思维的过程。……从研究史前考古学到研究史前史，考古学家在思想观念上、工作上要有个转变”。有理由相信，这是苏秉琦先生和徐苹芳师在这一问题上的共同思考。

对我而言，印象最为深刻的是徐苹芳师在主持“中国文明起源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每每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令人折服。例如，关于文明要素的出现和文明社会的产生，是文明起源与文明形成问题上的两个重要的概念，必须加以明确的区分。这一认识目前已成为常识，但在讨论展开不久的当时，论者或将二者混为一谈，或糅合同一时代各区域的零星文明要素，来论证该时代已进入文明社会，以致讨论缺乏基本的认知前提。关于这一问题此前也有学者论述过，徐苹芳师在总结发言中进一步指出：“文明要素，可以先后出现在各个地区的不同的文化中，但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产生却必须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文化里。更具体点说，就是诸文明要素出现在一个地点一个遗址里面，这是最清楚不过的文明社会的产生”[9]。寥寥数语，清晰地阐明了二者的区别与关联。

我曾受此启发加以引申，提出这类“集中了文明诸要素的、文明社会得以从中产生的遗址，就是城市。……只有初期城市作为唯一能够盛载国家这一崭新的社会组织的高级聚落形态，才以其自身的出现昭示着文明时代的来临。”“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10]。这种认识强调的不是逻辑概念，“而是针对跨区域跨时段地罗列‘文明要素’的文明观的省思，以及在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中以个案为基础的聚落形态探索方法的提倡”[11]。这些粗浅的思考都是步徐苹芳师之后尘得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