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回到考古学，谈谈我们擅长的事儿吧。

在“嵩山篇”中，我们曾介绍过“新砦类遗存”的分布范围，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赵春青 2009）。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地域则以嵩山北麓的伊洛平原和嵩山南麓的北汝河、颍河上游一带最为密集。这一带恰是王湾三期文化、“新砦类遗存”和二里头文化的核心类型——二里头类型的中心分布区。“新砦类遗存”的晚段和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早段可能同时并存。但到了二里头一期遗存的晚段，新兴的二里头文化已覆盖了包括原“新砦类遗存”分布地域在内的更大的范围（许宏 2006B，张海 2007）。

但总体上看，二里头一期遗存的分布西至崤山，北以黄河为界，东未及郑州、新郑一线，南不过伏牛山（许宏 2006B）。与其后二里头文化的大扩张相比，它就小巫见大巫了。

大体与前述二里头都邑的膨大化和大建设浪潮同步，以其为辐射源，二里头文化的冲击波也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铺展开来。

自二里头二期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跨过黄河，北抵沁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考古所 2003）。

（引自宫本一夫《神話から歴史へ——神話時代　夏王朝——》，講談社（東京），2005年）

    说二里头文化一统中原，似不为过。与早于它的众多史前文化相比，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

与此相应，二里头文化也被相应地划分为二至五个地方类型，显现了这支核心文化与当地土著文化的交汇和融合。其中以嵩山一带为中心的二里头类型和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遗存（邹衡 1980，考古所 2003）。

也有学者认为分布于晋西南的东下冯类型不属于二里头文化。

就中国考古学的传统而言，对考古学文化的界定尽管在理论上包含对各类遗存的分析，但在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器作为最重要的指标的。对二里头文化的指认也不例外。众所周知，二里头文化以深腹罐、圆腹罐、罐形鼎为主要炊器，而以山西夏县东下冯为代表的文化遗存的主要炊器组合则为鬲、甗、斝等。鉴于这种情况，有学者指出东下冯一类遗存与二里头文化的炊器“不仅泾渭分明，而且均渊源有自”，与其归入二里头文化，不如“将其视为源于三里桥文化发展出来而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张忠培等 2002）。在不改变既有界定指标的前提下，东下冯一类遗存由于炊器群的显著差异而不应被划归二里头文化（郑杰祥 1988，张忠培等 2002）。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考古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不必过于较真。我们还可以从研究史的角度来加深对东下冯问题的理解。“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概念提出之初，它被称为“东下冯型夏文化”（邹衡 1980）。从该用语的字面意义，可以窥见这一文化界定的研究史背景：对考古学文化归属的判定与对其所属人群的族属推断似有一定的关联。

但这些认识上的差异并不太妨碍我们对这一时代文化大势的把握。无论如何，曾诞生了辉煌的陶寺文化的晋西南地区，在进入二里头时代，出现了至少是“接受了二里头文化巨大影响的一支考古学文化”，甚至就是二里头文化的地方类型。差异是解释之间的差异，遗存就是那一群。你只要不执著地非要追究它主人的身份，东下冯类遗存是二里头文化大扩张的产物，肯定是你能认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