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话“嵩山篇”，讲了半天群雄逐鹿的故事，该收笔了，自忖总得有点总结性的话吧。能再告诉大家点什么呢？脑子一时竟空空如也。想想，知道的比不知道的要多的多。

最想写的，居然还是个问句：那个风云激荡的年代，有国家吗？

这应当是个最基本的问题，但却是充满争议，无法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

作为考古人，我们无法像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那样，能幸运地深入到活生生的人群中去，观察有血有肉的人们的日常生活，直观了解他们的社会。我们只能通过古人留下的“文化”遗存，来探究他们的存在方式。他们“文明”了吗，他们生活在“国家”社会吗？

这又引出另外的问题：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我们的研究对象虽然是“形而下”的，但却避不开这些“形而上”的问题。你不甘做一个发掘匠，就得去思考这些形而上的问题，成不了思想家也得是个思想者。

但是，在没留下文字，死无对证（人都去了几千年了）的情况下，但凡头脑清醒些的学者，都知道“对号入座”贴标签的危险性。说有些研究结论就是在猜谜，属于无从验证的假说，毫不为过。意识到自身研究结论的相对性，本属常识却并非易事，把研究结论当成信仰来坚守的学者也不罕见，尤其在我国。

大家可能已注意到，笔者在“陶寺篇”中把陶寺称为“国”，倾向于它已是东亚大陆众多最早的国家之一。而其后的二里头国家，则较其又上了一个台阶，我们称其为“广域王权国家”，中国最早的王朝也只是到了那时才出现。这仅是一种看法一种解读。

有学者把龙山时代或稍早的阶段称为“古国时代”或“邦国时代”，认为那时已产生了国家。但也有学者认为文献中的“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的“国”，其实就是一个个小的族邦，大体上相当于人类学上的所谓“酋邦”，还没有进入国家阶段。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当然认为二里头才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国家（考古所等 2003）。

由于研究对象天然的稀缺不足和残损不全，加之学者在相关理论的建构和认知，以及研究方法上没有也不可能取得共识，可以预见争论还会持续下去。

话说回来，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穿靴戴帽式的概念界定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实，东亚大陆社会复杂化、文明化、城市化、国家化的进程，在一代代的学人的努力下，正在逐步清晰起来，已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事儿了。

2005年，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考古系的科林·伦福儒教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演讲。在交流互动中，他也被问及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问题的看法。他的回答很有意思：在做中南美考古的学者眼里，龙山时代的那些共同体应当就是国家了，因为他们发掘出的“国家”就那么大甚至还没那么大；但你如果问从事埃及或美索不达米亚考古的学者，他会觉得只有像殷墟那样的社会才是国家，至少应是二里头那样的规格。每个人的看法，取决于他的经验、学术背景和立场。

这样的解释你可能不满意，但历史和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就是这么一码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