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砦类遗存”究竟是怎样一个存在？

如果放到此前的新石器时代研究中，这根本不是个问题。在考古学既有的话语系统里，它可以顺理成章地被称作“文化”或“类型”，但在社会进入复杂化阶段、处于剧烈的转型期，对“新砦类遗存”的定性都成了问题。

首先，它的时间跨度并不长，充其量约100年，也许还要短。至于相对年代，连它绝对早于二里头还是在偏晚阶段与初兴的二里头共存过一段时间，学者们也还有不同的看法。其次，它的分布范围并不大，按新砦遗址发掘主持人 赵春青博士的说法，“新砦类遗存”的分布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似乎北不过黄河，南不过禹州（赵春青 2009）。当然，对外影响的范围更广些，含新砦因素的遗存至少在郑州地区、洛阳盆地、伊河流域、颍河中上游和沙、汝河流域都有发现（张海 2007）。

其次，它的文化特征虽有一定的个性，但更让人感觉是龙山因素、二里头因素以及形形色色或多或少的外来因素的“杂拌”。有学者认为它是龙山余绪，有的认为它是二里头的前身，有的则断然否认其与二里头的关联性。有的学者强调这类遗存在中原地域社会巨变中的整合作用：“所谓的新砦期遗存正是煤山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二者大规模整合阶段的遗存”（王立新 2006）。有的学者注重这类遗存的外来色彩，认为其“主要是在继承本地王湾三期文化（即龙山文化晚期遗存）的基础上，大量吸收了泛东方文化系统的因素和部分泛西北文化系统和南方文化系统的因素而发展起来的”（张海 2007）。有的则指出“正是来自（东方文化系统的）造律台和后岗二期的传统文化因素，才引起了新砦期在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的兴起”（赵春青 2006）。

这样一个很“别扭”的存在，显然已超出我们既往的认知框架。因此有学者把它称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类型（亚型）”，让它从属于或不从属于二里头文化，只表示一个期别。但期别在考古学话语系统中具有“普世”的意义，而这类遗存又只见于嵩山一端。有学者尽可能用碳素测年的上下限数据，把这一“期”拉长为150～200年，或者将其与文化面貌相近的二里头文化第一期遗存合并，使它看上去更像个“文化”，称为“新砦文化”。有的干脆不认可其为一个独立的存在，将其划归龙山文化末期或二里头文化第一期（许宏 2006、赵春青 2006）。

最新的提法是“新砦现象”（张海 2007），认为这类遗存虽然“体现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之间的过渡特征”，但仅为一种昙花一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