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二重证据法”大力推行于考古发掘与古籍记述的结合，其研究方法大部分立足于直接的比附和穿凿。通行的思路是：根据考古发现遗址的地区与所测定的年代，从各种古籍描述的上古“先王”和朝代中选一相似者予以指认，随之对出土之物与古籍的描述做最大限度的比附解说，将考古发现与某些古籍的叙述交叉编织，完成一个具有所谓“二重证据”的故事。编织的故事也会参照考古文物，对古籍的记述做出一些补订，但在历史的整体线索上则总不离上古史旧说的框架。

　　然而，各种古籍对上古“先王”的描述早就五花八门、往往自相矛盾，距今的年代、活动的区域都不能准确认定。考古发现的遗址的年代学测定，也只能是一个跨度相当大的时间范围，出土文物更复杂多样，本身就可能作出不同的解释。考古学的特点，是其在排除干扰、按本学科规范独立研究状态下，也不免出现较大的学术分歧，再加入古籍中庞杂的记述，其乱象丛生乃势所必然。在扩大的“二重证据法”的指导下，对考古学新发现的一些有资格的解说家，不仅没有接受顾颉刚等对上古史的扫除工作，就连顾颉刚预言地下之材料“寻不出”的三皇五帝，也披上考古学的外衣，从他们的口中卷土重来。

对禹以及大禹治水传说的质疑，是顾颉刚早期疑古考辨的一个突破口，引起轰动和争议最大、最多。然而细检所有反对顾颉刚意见者，并未拿出证明实有“禹”存在的证据（按：这个问题也是应当由信古者举证）。

上古传说乃至于神话，都包含了历史的信息，都可以用社会发展史的知识、民俗学的知识等等予以历史的解读。但是传说、神话只能作为被重新解读的材料，而不能当成被证实的对象。对待三皇五帝的传说，均应从传说中解读其中反映的古代社会状况，而不是企图坐实其人的存在。

用“二重证据法”令考古来印证古籍，不仅穿凿附会，而且挑挑拣拣、各取所需，还常常会想不周到，顾此失彼。这样搞出的古史新证，鲜不成为秽史。

　　即使把考古发掘新发现的文字资料与已有的历史记载相互印证，也不合乎考古规范。例如1972年发现银雀山兵法书简后，被认定为《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二书同时出土，声称解决了关于《孙子兵法》作者的一大疑案。何以会认定这是属于两种书？因为有“纸上之材料”记载过两种书名，按照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地下之新材料”的出现，正好用来“印证”古籍的记载。但是那批竹简上并未标明两种书名，竹简形制也无区别，按照规范，就应当谨慎地按原始状况归于一起，标以“银雀山出土兵法书简”之名，余下的问题听凭学术界研究讨论，各抒己见，这才是科学的方法。在这个兵法书简问题上，分为二书与归为一书，史学意义是正好相反的，尤应高度审慎地处理，保持原貌。这个实例，足以说明“二重证据法”即使在文字资料的范围内，也不完全符合科学精神。

　　时至今日，中国各地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已经相当密集，远非王国维时期所可比拟，剥离古籍中的圣王传说，利用考古学独立地考察上古文明的产生和发展，已能展现出轮廓。现在实行顾颉刚所主张的“新系统不致受旧系统的纠缠”，是完全必要的。

现代史学可以从远古传说中解读和提取关于社会生活状况的信息，而不能轻易相信其中英雄人物及其具体事迹，更不能够把考古的发现，装入陈旧的上古史体系的框架。“二重证据法”的滥用，正是一种将考古学装入古籍记载框架的错误方法，应当及早摒弃。以考古发掘的实物、实迹，经科学的分析，摆脱种种纠缠，独立地重建中国远古文明发展的历史，是当今历史科学之要务。

　　作者简介：乔治忠（1949—）天津人，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心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

（摘自乔治忠《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蕴义与影响的再审视》，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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