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带历来是盛产传说的地方。由于附近发现了战国时代的阳城遗址，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鲧作城”挂上了钩。

为符合这一历史推想，发掘者在报告中甚至更改了地名。一本文化游记中讲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最早它的名字并不叫王城岗。1955年文物部门在这里调查发现是处古文化遗址时，称之为‘告成八方遗址’。1977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与河南省博物馆组成联合考古队在这里发掘时，称之为‘告成遗址’。1983年发现岗上有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并且认为这座城址很有可能就是禹都阳城时，便又把告成遗址改成了‘王城岗遗址’。其实，当地群众原来是把这块土岗俗称为‘望城岗’的。所谓望城岗，是说站在岗上朝东北和东南方向望去，可以清楚地看到嵩山脚下的告成镇和古阳城，还没敢想得太远”（何新年 2007）。

发掘报告的作者推定王城岗城址即夏都阳城的理由之一是：“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所在地的‘王城岗’及西北方‘王岭尖’这两个地名，是当地群众久传下来的以‘王’字命名的古老地名。从已发掘出来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的城址范围看，正和群众传说的‘王城岗’的大小相一致。所以，估计就是夏代阳城遗址大致不误”（省所等 1992）。

地名和遗址名的更改可以看作是关于夏都传说的延续。

但“禹都阳城”说甫一问世，就遭来一片质疑声（郑杰祥 2002）。学界坊间传播甚广的一句笑谈是：王城岗，有人说是阳城，有人说是羊圈。这指的是王城岗小城的规模，大致相当于一座现代足球场，还没有二里头1号宫殿大。

30多万平方米的大城的发现，似乎又为“禹都阳城”说者打了气。目前最新的解读是，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北大等 2007）。考古与上古史探索就是这样经历着发现——推想再发现——再推想的过程。

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如调动1000人以当时的生产工具完成王城岗城墙的修建，需要1年零2个月的时间。如果根据当地现代农村的经验，按照一个村落能够常年提供50～100个青壮年劳力计算，要1年完成这个工程，需要征集10～20个聚落的劳力。这与前述田野调查发现的登封地区龙山文化晚期聚落的数量基本符合。很可能王城岗城址的建设工程，是动员了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的（北大等 2007）。

这说明，即便像王城岗这样面积达30余万平方米的大邑，其筑城工程也只需十几个聚落组成的小聚落集团即可完成。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它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