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陶寺遗址的材料公布不久，即有学者提出了与发掘者不同的认识。认为 “陶寺的许多发掘资料与文献中所说的尧舜时期的情况，实在可以相互对照”（李民 1985）。“陶寺类型无论在年代、地域，还是文化特征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方面都与夏王朝不尽相符，很难说它是夏文化”（刘绪 1991）。

此后，学者进一步论证陶寺文化应为唐尧文化，或认为应是有虞氏或其一支的文化遗存。又有学者提出陶寺文化实非单一的属于唐尧、或虞舜氏族或是夏族的文化遗存，而是以陶唐氏为首的联合有虞氏和夏后氏等氏族部落联盟中心所在的文化遗存（王克林 2001A）。

与此相近，有学者认为陶寺文化早期应为唐尧（舜）文化，而陶寺文化晚期应为夏文化，陶寺遗址为尧至禹的都城所在（黄石林 2001）。在认为陶寺晚期龙山文化阶段是最早的夏文化的同时，指认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早期是前期夏文化，河南伊洛地区的二里头类型晚期文化则是后期夏文化（王克林 2001B）。

陶寺工作队老队长高炜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推论的问题所在：“陶寺类型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传承关系，同豫西的二里头类型更谈不上有这层关系，那么，夏文化是否可能包括前后不相连贯、不同系统的两支考古学文化呢？”

他在回顾自己关于夏文化观点的转变过程时，坦陈“陶寺夏文化说”的思想基础是“二里头商都西亳说”，1980年代随着偃师商城的发现提出的“偃师商城西亳说”对原来的认知体系形成致命冲击。经过十余年从困惑到思考的过程，他接受了“二里头遗址的主体为夏文化说”，从而放弃了“陶寺夏文化说”。

“在对夏、商分界重新思考后，对陶寺文化又怎样看呢？” 高炜先生的分析大体代表了目前学界的认识。“鉴于陶寺文化的中心区同后来的晋国始封地大致重合，根据《左传》昭公元年、定公四年记载，这一地域应即史传‘大夏’、‘夏墟’的中心区，又是唐墟所在。若仅从地域考虑，陶寺遗存族属最大的两种可能，一是陶唐氏，一是夏后氏。若从考古学文化系统来看，既已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而陶寺文化同二里头文化的两个类型又都不衔接，则将其族属推断为陶唐氏更为合理”（高炜 2001）。

我们注意到，上述假说的提出以及放弃，都是建立在另外的假说及其变化的基础上的。而包括“二里头夏文化说”在内，诸假说都没有当时的“内证性”文字材料的支持。如前所述，精通古文字和古文献的冯时研究员仍然坚持“陶寺夏文化说”。论辩各方也都没有充分的理由彻底否定他方提出的可能性。

扎实的田野工作收获，似乎一定要落脚在无从验证的族属和朝代推论上，才能彰显研究的深度。这是数十年来怀揣古史重建理想的中国考古人的执着追求，显现出一种整体的研究取向。

显然，在当时的重要文字材料出土之前，这一思路的研究注定不可能有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