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不同的场合有过这样的表述：

按古代文献的说法，夏王朝是中国最早的王朝。一般认为，夏王朝始建于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把夏王朝建立的年代定为公元前2070年左右。

但在考古学上，那时仍属于“龙山时代”，在其后约200多年的时间里，中原地区仍然处于邦国林立，战乱频仍的时代，各人类群团不相统属，筑城以自守，外来文化因素明显。显然，“逐鹿中原”的战争正处于白热化的阶段，看不出跨地域的社会整合的迹象。也就是说，至少在所谓的夏王朝前期，考古学上看不到与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

在刚结束的“中原地区古城、古都与古国学术研讨会”（郑州）上，我仍然继续阐发这一看法。学者个人持某种观点，在“双百”方针深入人心的时代，当然是再正常不过的。在政府和学术机构主导的公共宣传项目中，如何选择面向公众的表达方式，学者间也见仁见智。

2009年，接手了“早期中国”特展的首都博物馆，聘请张驰、杭侃、唐际根博士和本人参与展览内容设计。几个月间的数次切磋琢磨，我们确定了这个展览的主线：公元前3500年—前1500年这两千年间的“早期中国”，可以两大版块展示其社会复杂化的进程，即大致以公元前1800年二里头文化问世为界，之前是多元的“邦国之路”，之后为一体化的“王朝崛起”。

在陈展方案专家论证会上，数位资深学者在认可两大阶段划分的前提下，认为仍应以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为两大阶段的分界。

对此，我斗胆做了进一步的“答辩”，强调问题的关键是我们要确认这个展览究竟采用哪种“话语系统”，是传世文献的还是考古学的？如果是前者，我们要展出的是《竹书纪年》和《史记》等文献的偏早版本，展示各王的传承系谱，还可以有汉画像石中大禹治水等图像。但展览是要用文物来说话的，哪些材料能表现二里头诞生前的“王朝气象”，是个比较大的问题。

龙山末期中原腹地城址和聚落群林立；煤山和王湾两个类型（有学者认为属于不同的文化）分峙于嵩山两侧，各具特色；王城岗和瓦店两个中心聚落（或都邑）共存于颍河中上游，没有学者认为二者为从属关系。也就是说，在目前的考古材料中，还没有迹象表明在公元前2000年—前1800年之际，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夏王朝已经建立。

 （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文物出版社，2007年）

颍河中上游岩石资源与龙山遗址开发域（两个中心聚落分别为王城岗和瓦店）

（《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2007年）

最后，在淡化“王朝崛起”绝对年代的折衷思路下，《早期中国》展维持了以二里头为后一版块之开端的方案。

二里头崛起前的这200年，究竟是夏王朝早期，还是属“前王朝时代”，仍是学界关注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