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卷本《中国考古学》把三代考古分为“夏商卷”和“两周卷”两大部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2004年）。

我们可以将其与20余年前出版的《商周考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商周组编著，文物出版社，1979年）做一比照。

该书截稿至1977年，《总论》开宗明义，直言“商周考古是指夏、商、西周、春秋这一历史阶段的考古”。其中虽已包含了夏，但却未在书名上表现出来。在“商代”一章前，加“二里头文化”一章，指出“二里头文化……为解决夏文化问题提供了可寻的线索”。

可见，由于材料单薄，编著者对夏文化问题持谨慎态度。

《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继承了这一传统。虽书名冠以“夏商”，但第一章设为“夏文化探索”，第二章设为“二里头文化”，第三章为“先商文化探索及相关问题”。主编在《绪论》中也明言“关于夏文化和先商文化探索，本卷的说法同学者们提出的其他方案一样，在得到确证之前，都属于科学假说性质”（18页）。

另一方面，关于“夏代”是否属信史时代，两书也有内在的学术传承。

《商周考古》“总论”表述道，“从文字演进的顺序来看，中国最早的文字应该产生在仰韶文化与商代文化之间；而处于这个年代范围内的夏代，自然已跨入有文字的历史阶段”（1页）。这一表述注重该时代文字的使用，显然，到目前为止，这还是一种逻辑推想。

《夏商卷》“第一章  夏文化探索”的首句则是：“夏代是中国进入历史时期的第一个王朝”（21页）。从该节的文字看，这一表述显然注重的是后世文献记载的丰富性。

中国学界还没有普遍接受介于“史前”和“历史”之间的“原史时代”的概念。在“史前”“历史”非此即彼的时代区分模式下，被后世文献称之为王朝、在考古学上被认为应表现为国家遗存的“夏”，绝不应属于史前时代，这大概就是上引论断都认为“夏代”属于历史时期的要因。

但“史前”“原史”“历史”时期的阶段划分，本非着眼于文化和社会发展进程，而是立足于所论时代文字与文献的作用程度（详本博《商文明──中国“原史”与“历史”时代的分界点》）。从这一点看，无论“夏代”当时文献的付诸阙如还是后世文献的追述，都不足以将“夏代”归入历史时期，成为有确凿文献可考的信史。

“（关于夏代的）基本史实是可信的”这一“王国维以来熟谙中国历史、文化的国学研究者的共同信念”（《夏商卷》3-4页），使得这样的认识贯穿于上个世纪的探索：

“目前在考古学上还不能确切判定哪些是夏代的遗迹和遗物，这个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问题，随着新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总是可以解决的”（《商周考古》1页）。

仅从前半句看，夏代成为信史还是将来时，至于这一问题是否一定会解决，恐怕并不主要取决于考古学的发展。要知道考古学有很大的局限性，而敲定一个或一群人的具体名号身份的事儿，恰恰不是它的强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