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就现有材料看：

三号河渠遗迹是战国早期遗存分布的北限；至战国中期，它又成为分隔新辟的宫殿区与已有居民区的重要界线。而隔墙一带则成了战国中期遗存分布的北限。

到战国晚期，隔墙以北乃至东城北垣以北的老姆台一带才出现一系列重要遗迹。

可见，三号河渠与隔墙是值得注意的燕下都营建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两个考古学现象。

试掘材料证明隔墙为战国晚期甚至更后的时期所建，因此，认为其建于燕下都营建之初的推断（曲英杰：《先秦都城复原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尚未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不过，对隔墙的试掘还仅限于一条 10平方米的探沟，所了解的情况极为有限，从上述遗存的分布状况看，不排除在已发现的隔墙下或其近旁有更早的防御设施存在的可能。

从报告所发该探沟的剖面图（16页）看，该探沟对城垣及与其相关的文化堆积并未清理到底。

对东城东垣及隔墙夯土以下的堆积，文中仅介绍前者“垣基底部为粗砂”，后者“其下为黄色细砂土”，未对二者的堆积状况及包含物作进一步的介绍，图上也只是标示了这两种堆积与其上夯土的交界线。看来试掘工作仅清理至两种夯土的底线，对其下的两种堆积则均未作全面的清理。

按田野发掘及报告的惯例，这是对文化堆积之下的生土的处理方式。但从剖面图上看，粗砂堆积限于城垣夯土的边缘线以内，应是垣基的下部堆积，而非垣基下的文化层或生土堆积。如是，对东城城垣的解剖就未进行到底。

至于隔墙夯土墙基以下的黄色细砂土，更直接叠压于东城东垣的夯土垣基之上，无疑应属晚于东城东垣、早于隔墙的堆积而绝非生土。依报告提供的线索，几种遗存由晚及早的层位关系是：隔墙夯土—黄色细砂土—东城东垣夯土一作为东垣墙基的粗砂堆积。

如对其作进一步的清理，相信会获得有关东城与隔墙建造年代及相互关系的重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