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越千年”的汉魏史影，扑朔迷离，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可以从容探究。由于这书属于普及性“速成”，书中整章关于曹操生平事功的介绍也乏善可陈，这里都先按下不表。

出于个人兴趣，我最关心的还是学术史，关心数年乃至数月前围绕这座墓刚刚发生的事。过去的就是历史，也就成了重要的研究对象。换言之，搞不清学术史，也就很难接近古史的“真相”，因为它们只能由作为人的学者来记录、描述、解释和推想。

但尽管刚刚发生，有些事儿已经说不清了。一旦有人的参与，问题就复杂得多。这也正是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不能与“科学SCIENCE”相提并论的原因之所在。

写上篇博文时，本人还未及读《曹操墓真相》一书的正文，所以关于“由学术顾问、顾问、总撰稿、参与撰稿等一众人马的组成看，它又肯定是具有鲜明观点的一本书”，显然还只是推测。先粗翻一过，果然不出所料。

围绕西高穴大墓的发现，关于刚刚过去的事，就有许多曲笔。

首先，原河南省文物局老局长常俭传，为打造文物大省开发利用的品牌而奔波数年，鞍前马后，最终促成西高穴大墓的发掘，并亲自参加“开掘曹操墓仪式” （见本博【背景分析：《曹操墓发掘路线图》】），应当是对河南有汗马功劳的大功臣，但在以他原来的下属单位署名的这书中却只字未提。那不是“真相”吗？是《南方周末》无中生有地杜撰了这些故事？果如是，那真的应当投诉这一常惹麻烦的大报。

一桩普通的考古发掘最终为亿万人所关注，关键是对墓主人身份的认定。关于认定过程，就是需要仔细探究的问题。

书后附录，收录了《曹操高陵发现的前前后后》一文，大事记体，很好用。在回溯鲁潜墓志发现、党宁和龙振山论文的推论、2005年以后的盗掘、2008年启动的正式发掘后，开始叙述2009年的论证认定的过程。

2009年4月6日发掘中，省考古所召开了考古发掘论证会。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徐光冀、朱岩石研究员和郑州大学韩国河教授参会，“会议确认两个大墓之中先行发掘二号墓”。

“2009年6月4日，在墓道发掘结束，墓室发掘的前夕，河南省文物局再次召开考古发掘诸葛亮会。他们聘请了北京和郑州的专家，专家们一起就墓室的发掘提出了多种发掘预案。”

看来，这些还都是技术层面的论证。“大事记体”肯定失之简约，正文中对后来的发现和认识过程还有些生动的细节描写：

2009年11月，刻字石牌被陆续发现。但因都残断缺损，“这不免使队长潘伟斌感到有些遗憾”。“孙新民所长同样兴奋异常。他说，墓葬被盗的如此严重，能发现这几块石牌就很幸运了，你们的工作总算是没有白干，即使没有其他的重要发现，这些石牌也足以说明了问题”。

当得知“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石牌出土，“潘伟斌开始激动起来，一时间感到内心什么滋味都有，无法用语言来形容”。“自行车走不动，他弃车而行。这个时候的潘伟斌已经对寒冷没有了感觉。他渴望尽快见到那个神秘的石牌。”“拨开尚在激动的人群，把石牌接到手中。真正的泪水此刻充盈在他的眼眶之中。”

稍后，六边形的“物疏”石牌接连发现。“每次石牌出土，潘伟斌都会在第一时间向省文物局和考古所领导汇报。有时候一天七八次。后来陈爱兰在接到电话时，干脆不等潘伟斌开口便说：‘我一听到你的笑声，就知道你又有喜讯告诉我了。’尽管陈爱兰局长非常繁忙，但每次听到潘伟斌的电话铃声，都会迅速接通。在整个发掘期间，他们的电话成了热线”。

期盼曹操墓面世的热切心情，跃然纸上。

2009年11月16日，“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在文字博物馆开幕式前抽空来到西高穴大墓发掘现场”，并做出重要指示。

由此，“曹操墓”论证和公布进入加速度和倒计时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