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2日，梁思永病逝，中国考古学界一颗巨星在他五十岁的英年陨落，科学界同仁无不伤感悲泣。梁思永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由梁思成亲自设计的汉白玉卧式墓碑上刻有郭沫若撰写的墓志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之墓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生，一九五四年四月二日卒

郭沫若敬题

对于梁思永的墓志铭，许多年后，有人认为郭沫若如此题刻，是对这位学术巨人的不敬。梁思永的成名来源于他对中国考古学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他的业绩是通过一个无与伦比的考古学家的身份创造的，绝非一个“考古所副所长”这样一个官僚职位可与之相提并论。失去了考古学家的头衔，梁思永便不再是人们心目中崇敬有加的梁思永，也不是1948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的学术大师梁思永，而只能是宦海浪潮中，一个整日战战兢兢的刀笔小吏。

1927年2月，梁思成由美国致信父亲梁启超，对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专业于国家民族进步，提出了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询问。对此，梁启超作了斩钉截铁地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又说：“思成所当自策励者，惧不能为我国美术界做李、杜耳。如其能之，则开元、天宝间时局之小小安危，算什么呢？”

梁思成与梁思永兄弟的确没有做成近代的李、杜，但却用自己的辛劳和智慧构筑起前无古人的名山大业，成为近代田野考古学与建筑史学这道星河中最亮丽的明星，其对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的贡献，怎是一个小小的副所长的官帽所能涵盖得了的？

当年梁启超所提出的一个王朝的宰相若此，而就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论，一个皇帝或一个总统，对于文化的进步所充当的角色同样若此。梁启超深邃的思想与宏阔的历史见地，很能令人想起美国第三届总统杰弗逊的墓碑碑文：“在这里安息的，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和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的执笔人、弗吉尼亚大学创办人，托马斯·杰弗逊。” 这个令世人传诵的墓志铭，据说是杰弗逊生前所题，死后刻到墓碑上的，他没有提及自己生前曾做过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之事，其深层的原因自不可究，但李敖的解释或许能参破几分内情：“美国总统算老几？这个是世俗的职位，值不值得这样谈呢？不谈，不值得这样谈，不值得这样重视。”

同理，只有作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兼考古学家的梁思永，他的光芒才显得耀眼夺目，才令一代代学人景仰怀念。梁思永墓志铭，必须在姓名前加上“著名考古学家”或相应的学术头衔，或镌刻象征他学术业绩的标志性术语，才显得对逝者的公正与厚道。

    （岳南：《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中华书局，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