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研究”是中国学者对自己的历史文化的研究，必须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发挥中国学者研究自己文化的优长，凸显中国学者的历史理解、问题意识和文化精神。而这种文化主体性的挺立，不是闭关自守、自说自话，而是在和世界文化、和世界性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密切沟通中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我们期望，正是在这样的场域里，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世界学术的范围中，才能不仅谓之“预流”，而且将能够成为“主流”。

    那么国学并不是本科生课程，而是高等的研究。而且

1．研究范围：中国历史文化；

2．研究者资格：中国人；

3．研究方法：突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4．研究目的：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研究成为世界学术的“主流”。

    这些个讲法，横竖看都是有趣的。

    比如1，凡学术自设研究的范围，应明确、具体。葫芦瓢太大，只能做摆设。你真拿去舀水，就或举不起来，或一举瓢自己破了。故“中国历史文化”云云，似只应见于文化当局的规划书；用于学科范围的描述，乃学术的大不知体。

    再如2，凡学术，应求问题的真假，与解决的好坏。研究者的资格，也应据此而定。审国籍，问族属，未知是边防站，还是研究所。

    再看3，“突出主体性”云云，又尤不知何谓。是研究者爱中国文化，应甚于外国的？则我真想不出有什么人，在红尘十丈的今天，无棍棒于前，无缧绁于后，就甘守古学，之老靡他，——然而却不爱自己研究的文化！那是说对中国文化的所有东西，都要佩服，都要信从？但我又记得老国学大师陈寅恪有句话，是新国学大师们不大说起的，叫“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个信念，或又本康德而来。盖康德以为，人应奉为“主体”的，乃是作为能力的“自由之思想”（freedom of mind），或“纯粹之理性”。与思想对待的物质世界，或思想之外的文化传统，都只是理性的对象而已，不是“主体”。故“突出主体性”云云，与老国学的精神，似不能两合，——也与任何学术的原则不两合。这样的词，只应见于X部大臣的训喻。

    至于4，则“主流”云云，亦不知所谓。是国人的“国学”，还比不上外国的“中国学”？那今所谓国学家们，就该自掴其嘴。起新局子，拉大旗子，不过多糟蹋人民的币而已。若云国学本身已够好，惟苦于不如洋学在世界上有势力、有霸权，那我只能说这讲话的人，该去做文化部长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长了。

    我所不解的是，“国学”既名“国”学，就该着眼于“国”：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谋问题的真解决。倘对待心太盛，眼睛紧瞅着外头，一心念念于 “自己”、“优长”，“挺立”、“确立地位”、“世界性”、“预流”、“主流”，即一味专注于彼我之不同，必欲以“主体”示异于人，那么国学对外面的文化，就终少不了有意的反抗，无意的迎合，与欣然的认同。这种“场域”中生长的国学，到杀底来，也不过洋人“冲击”的又一场“反应”。所谓“中国文化身份”，亦不过“洋人身份”的“麻砂本”（a corrupt version）。

    至于寄下的另一网文说，今所谓国学，不过高尚其名，以博利益。比如这国学的名头，就比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的厉害。哄国家立项目，同行换帖子，富豪做门生，殊易易耳。但我于此道为隔教，未知其是，亦不知其非，就不多罗嗦了。

http://www.infzm.com/content/42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