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细化的背景关系（context）研究，可以理解为对存在于时空框架内的遗存及其关联性的深度把握。这应是学科今后的一个重要路向。

这里仍想旧话重提。

“在今天，当学科的主要着眼点逐渐从建构分期与谱系框架的所谓文化史的研究移向以社会考古为主的研究，曾立下汗马功劳、作为考古学基础作业的‘考古学文化’当然仍将扮演重要角色。我们需要做的是，加深对它的深度与广度的认知和把握。

    “大家知道，考古学上的‘文化’是一种为便于聚类分析所做的人为设定，并非纯客观的一个存在。文化的时空边缘既不清晰可断，文化的内部也非铁板一块。人的思想和行为极为复杂，加之又移动交流，这就决定了历史发展的高度复杂性。

    “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因素分析’必须贯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

    “尽管人们对人文社科界日益严重的研究‘碎片化’的倾向感到忧虑，但在社会考古学的视角下，研究的细化仍势在必行。‘文化’之下有‘类型’，以往学科主要在这两个层面上做文章；再下则为聚落，这是人类早期史的基本生产生活单元，也是社会考古的最佳切入点。

    “单个聚落的微观研究和区域聚落群乃至更大范围内聚落形态的宏观研究，将展现出社会考古的丰富图景和无穷的研究潜力。对于传统意义上的‘考古学文化’来说，这必将是一个超越和升华。

    “随着学科的发展，一种可称为‘聚落本位’的社会考古学研究方法，也许呼之欲出。

    “同时，整体史意识和历史感的拥有，有助于消解‘碎片化’倾向的负面影响，应是值得呼吁和提倡的。”（《断想： 考古学 • “文化”• 社会》，博文“问题检讨”板块2009-6-2）

可以认为，考古学文化（类型）或许更适于概括变化缓慢、长期稳定的人类群团的遗存，却难以涵盖那些处于社会复杂化之中，处于急剧动荡、变化迅速的区域中的文化现象。粗线条的、适应文化史构建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已难以作为细密的社会考古研究的解码。以聚落和最小的聚落组群为起点，在人地关系的视角下，进行缜密的个案分析，进而扩展至区域乃至区域间的地域整合，方能描绘出新时代的社会考古学画卷。

此次新砦会上，刘绪教授提出了龙山文化遗存与仅局部存在的“新砦类遗存”甚至二里头文化间的年代对接问题。可以说是一语中的，道出了学科的局限性以及目前研究上的问题所在。受时间限制，讨论中未能充分展开这一话题。

在此之前，通过对嵩山周围相关遗存时空关系的梳理，笔者已意识到在从龙山向二里头转化的过程中，各地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包含‘新砦期遗存’与‘一期遗存’的‘新砦文化’的分布范围较小，文化面貌独特，相对于其周围广大地域内的龙山时代诸文化具有‘异质性’，属于龙山时代末期文化低潮中的一种局部突变。那些不存在这类遗存的区域或地点，其考古学文化面貌势必延续龙山文化的传统，因而往往顺理成章地被判定属龙山文化范畴。在测年技术尚欠成熟和普及的情况下，我们无法确知它的绝对年代（如果其数据较一般认为的龙山文化偏晚，我们往往会认为是测定上的误差）。在惯常的单线进化的思维定势中，它往往被认为早于‘新砦文化’。一个容易理解的事实是，从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转进，尤其是处于社会复杂化进程中的从龙山时代向二里头时代的转进，绝不会‘一刀切’似地在各地同时发生。用‘突出于龙山文化海平面，且被龙山文化的海洋包围着的岛屿群’（发生局部突变的遗址未必从一开始就连成一片，其间或许还存在着文化面貌上略显滞后的遗址）来形容先行一步的‘新砦文化’的存在状况可能更为贴切。‘新砦文化’是由龙山时代最先迈入二里头时代的先导文化。实际上，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应是具有普遍性的存在。以往的碳素测年数据中，有相当数量的龙山文化晚期标本的绝对年代进入二里头文化时期，我们往往简单地认为其不甚可靠，现在看来，对这一问题有重新思考的必要”（《嵩山南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演进过程管窥》《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学术研讨会文集》，科学出版社，2006年）。

用一种特征来涵盖处于社会巨变中“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的聚落面貌，用一个数字来代表一个考古学文化（类型）或时代的终始，都仅可看作是一种为方便计而做的偏于宽泛的把握。用于文化史框架的搭建则足矣，用于社会史的构建则远失之粗疏。

由是回想2007年参加张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我仍接受不了他关于“新砦现象”的提法。现在看来，有必要对这一问题作深入的思考。处于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时代和地域的漩涡之中，处于二里头集团崛起前夜的“新砦类遗存”的样态，对于既有的研究思路和模式是一个巨大的挑战，由是也成就了它作为学科转型期最佳标本的地位。花地咀和新砦两遗址器物面貌的差异，及其可能反映出的与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程度，都给予与会者以深刻的印象，并引人深思。

“在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研究中，我们提倡一种动态解读的方法。提倡注重文化的发展演进过程，注重随着时间推移某一文化共同体在空间分布上的变化，以及相关文化共同体的互动关系。当然，由于种种限制，我们无法彻底究明其演进的细节，但突破既有的思维定式，考虑到多种可能性，以复杂的思维探究复杂的历史过程，应是最大限度地迫近历史真实的必由之路”（同上注）。

类似的思考与交流，强化了我对“聚落本位”——注重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的寄托，进而引发出对精细化的背景关系研究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