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这么多笔墨，算是简单交代出了“二里头遗址为商王朝都城”假说的目前的年代学证据。诚如测年专家指出的那样，“在给出目前结论的条件下，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探讨空间，而随着今后年代研究的深入，年代结果的进一步细化依然是必要和可能的”（张雪莲等，2007年）。

说到底，不会说话的考古遗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献、并不“绝对”的测年数据，以及整合各种手段的综合研究，都无法作为定论，彻底解决都邑的族属与王朝归属问题。但测年技术的进步可以使我们不断调整假说，增大了我们不断迫近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当然，也不排除现在和今后还会走弯路。

在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被估定为公元前1900年的二三十年间，“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属商文化”假说的提出者，曾在文献中找出商年的最早说法如公元前1800年；曾坚持“陶寺文化为夏文化”假说者，则找出了夏可上溯到公元前2300年的说法。现在，他们都不必做这样的努力了。高精度系列测年数据看来更支持郑光（二里头一、二期分界说）、殷玮璋（二里头二、三期分界说）和冯时（陶寺文化为夏文化）等当前属极少数派学者的假说。

这并不说明这些“少数人”的手里又掌握了“真理”，倒是可以让我们破除“形成‘共识’的‘主流意见’就一定接近‘真理’”的迷信。

何况，所谓的“主流意见”已摇摆过多次，而且，肯定还将继续摇摆下去。如果认可这些“意见”不过是假说而已，那么一切也就都是可以理解的了，大家也就会变得更释然。

至此，我们可以说，排除了二里头文化的“商王朝考古学编年”和“商代史”，未必是完整的商王朝编年和完整的商代史。

这里，我们不拟多议“一个考古学文化只能属一个族群”、“（原史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可以直接以族属来命名”、“由日用陶器的变化可以判定族属和王朝分界”、“（推定出的）王朝都邑已属已知，可以由此推定未知”等等论点。值得欣慰的是，在去年举行的“早期夏文化研讨会”和今年举行的“先商文化研讨会”上，都有多位学者对会议名称中使用的相关概念提出冷思考（常怀颖：《“早期夏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赵新平、徐海峰、常怀颖：《首届“先商文化学术研讨会”纪要》，《早期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研究论文集》，科学出版社，2013年），反映了学界的“自觉”与成熟。

还是那句老话，“以往的相关讨论研究都还仅限于推论和假说的范畴。二里头都邑王朝归属之谜的最终廓清，仍有待于包含丰富历史信息的直接文字材料的发现和解读”（拙著：《最早的中国》50页，科学出版社，2009年）。

学术上的解放思想，也任重道远。同好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