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二里头文化在中国考古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您可否简单介绍一下？

许宏：作为东亚地区首次出现的强势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最新测年是公元前1750—前1530年）的崛起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也可以概括为一“点”一“面”：一“点”，是其都邑中心的庞大化与复杂化，一“面”，是其大范围的文化辐射。这二者在东亚地区都是史无前例的。鉴于此，多数学者相信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区至此已率先迈入了真正的国家阶段，或者可以说是王朝国家的阶段。

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估计原聚落面积应在400万平方米左右。学者们推算当时聚集在这个超大型的都邑的人口当在20000—30000人之间。人口如此高度集中于中心聚落（都邑）及近畿地区，在东亚地区尚属首见。同时，它的规划性也是史无前例的。它是中国最早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网易：二里头文化中有不少“中国之最”？

许宏：是的。作为“华夏第一王都”，二里头都邑这个“点”有许多“中国之最”：这里发现了——

最早的城市干道网

最早的宫城（后世宫城直至明清“紫禁城”的源头）

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宫殿建筑群（都邑与建筑上的王权表征）

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王室对高科技的独占）

最早的青铜礼乐器群（华夏青铜礼乐文明之肇始）

最早的青铜近战兵器

最早的使用双轮车的证据，等等

向外看，作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与早于它的众多区域性史前文化相比，其分布范围首次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北达燕山以北，南至由东南沿海到成都平原的整个长江流域，东及豫鲁交界，西到甘青高原一带。作为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文化”，二里头文化的崛起给人以腾空出世、异军突起的感觉。

网易：那么，二里头文化是否就可以作为夏王朝存在的证据？判定一个朝代存在的标准是什么？

许宏：这里的“朝代”可以引申出两个概念，其一是“王朝”，其二是“时代”。

关于王朝，与“小国寡民”阶段的邦国相比，它一定有更发达复杂的权力中心、更广阔的统治区域。由于王位世袭及世系这样的“因素”不是单凭考古学就能够确认的，所以我更倾向于把考古学上可判定为相当于王朝的实体，称为“广域王权国家”。联系前面我举的二里头的“中国之最”，这些是否可以认为就是“王朝气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认为二里头应该可以称为王朝文明了。 

至于第二个概念，即它究竟是什么时代，哪个王朝的遗存，则是我们现在还无法明确回答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文献中梳理出的夏王朝和商王朝的时间上限分别是公元前2070年和1600年。推导这些数据的原点是武王伐纣（周武王讨伐商纣王）的年代。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统计，两千多年来，中外学者根据各自对文献和西周历法的理解推算，形成了至少44种结论。最早的是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是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那么再往前推算，商王朝的第一代君王商汤起兵灭掉夏桀，以及大禹的儿子夏启建立夏王朝，都是在哪一年呢？各种文献说法不一。比如商王朝的存在时间，有的说458年，有的说496年，也有说500多年、600多年的，最长的是629年。又如夏王朝的存在时间，有的说431年或432年，有的说471年或472年。由于采用不同的说法，从西周初年开始的计算累计误差，各种结果相差就超过200年。

所以，以往中国历史年表上关于夏代的存在年代只能含糊地写着上限为公元前22世纪或公元前21世纪，夏商之交为公元前17世纪，后面时常再打上个“？”号以示慎重和留有余地。即使是今天看来，这也是合适的。断代工程的专家在以前的众多说法中选出了一个专家们心目中的最优解，专家们自己也没有说这是唯一解。这是一种科学的态度，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定论”、“正确”、“错误”一类倾向于绝对定性的词，似乎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与考古研究领域。出土文字材料的匮乏、传世文献的不确定性，导致我们对早期中国的纪年只能作粗略的把握。“疑则疑之”既出于不得已，也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回到二里头文化上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学术界根据当时的碳十四测年数据，推定二里头文化的上限约公元前1900年，关于二里头文化相当于夏王朝（至少是其一部分）的观点基本上来源于此。如前所述，依据最新的系列测年的结果，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比以前的数据晚了150年左右，二里头文化的时间跨度也仅剩下200多年。有学者认为这一年代测定数据，增大了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属于商的可能性。如果二里头文化的主体是商王朝，在早于二里头的龙山时代，还没有发现可以与“王朝气象”相对应的遗存。那么，文献中描述的兴盛的夏王朝何在？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依我个人的看法，就现有材料而言，我们还不能排除任何一种推论和假说所代表的可能性。

归纳起来，可以说，考古学已可以证明二里头文化属于发达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将其称之为“二里头王朝”亦无不可。上述认识，是考古学对中国古代文明史研究的重大贡献，现在看来，也是考古学在夏商文化探索中所能提供的历史信息的最大限。至于其所属具体朝代，因为缺少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也即缺少像甲骨文那样可以自证考古学文化主人身份的文字材料，我们现在可以说二里头可能是夏，但我们还不能说，二里头肯定就是夏王朝的遗存。

网易：您从事考古工作多年，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在您的工作中，这方面有哪些感受？

许宏：中国考古学自上个世纪初诞生以来，已走过了近百年的历程。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初步建立起了各个区域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和谱系，考古学界关注的重点开始逐渐转向社会考古领域，而聚落考古研究的进展尤其令人瞩目。可以说，没有田野考古工作，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也就无从谈起。从这个意义上讲，考古工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基础。

近年，国家已开始着手对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大遗址做保护展示规划，如果没有考古基础资料，所谓规划就是“无米之炊”。有什么重要发现？平面布局如何？范围多大？意义何在？什么内容需要重点展示？这些都是需要通过考古人的田野工作来解答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必须考古先行，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

十年前我接手二里头工作队时，曾向各级文物管理部门打报告，敦促加强这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保护问题。说到宫殿区濒危，列举的情况是最近的一处民居距离著名的一号宫殿基址只有10余米的距离了。而2003年我们发现二里头宫城城墙后，就要告诉有关单位和规划部门，那栋房子已经把宫城的西南角和大型建筑压在了下面。

还以二里头遗址为例。如果十年前来做二里头的大遗址保护展示方案，也不是不能做，但方案上就不会有方方正正的宫城、不会有井字形的城市干道网、不会有中轴线规划的大型宫殿建筑群、不会有封闭的大型官营作坊区，也不会有国宝级文物绿松石龙形器的展示，等等。没有考古工作，我们如何能向公众展开一幅壮丽的“华夏第一王都”的画卷，展现“最早的中国”的风采？没有考古工作，如何能让有关部门重视起来，意识到这是一处独一无二，应当“死保”的世界文化遗产？之所以它还没有进入名录，不是其重要性不够，而是我们的工作还远远不够。

网易：您觉得，在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如何找到一个平衡？

许宏：从本质上讲，考古工作对于文化遗产保护而言，是建设性的而非破坏性的。科学发掘对文化遗存只能算是微损，而且一直在国家有序的管理下合法进行。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之间，没有根本的矛盾和冲突。以勘探和一定规模的科学发掘为主要手段的考古工作，可以在有限的揭露面积内最大限度地获取各种信息，贡献于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展示，贡献于人类文明史的探究，丰富、加深甚至改变着我们的知识结构，这都是有目共睹的。

目前，我们正处于急剧的社会经济转型期，数量众多的建设项目对文化遗产保护构成巨大的威胁，有些已造成严重的破坏，见诸报端的这类事件屡见不鲜。如果说遗址上农民的宅基地之类小规模建设对文化遗产是“蚕食”的话，那么有些地方的政府行为就可以看作是推土机下的“鲸吞”。我们已经有些国强民富的感觉了，但对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还远远没有跟上。一个仅有财富而没有文化的人会给人以暴发户的感觉，一个人到了成年已根本记不得他的童年和少年的经历会被认为是智障，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呢？别等我们的后代更富了才发现，我们的文化遗产已被他们的前辈损毁殆尽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形式的考古工作都具有抢救的意义，它肩负着抢救我们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重任。

当然，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我们应该有计划有限度有步骤地开展考古工作，甚至对我们的学术求知欲和寻根情结保持适度的克制。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的今天，考古学界已有学者倡导创建以文化遗产保护为主要目的的新型考古模式。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就坚决反对像申请发掘陕西唐代乾陵那样的短视的举动，在科技手段不足的情况下尤其要慎重行事。应该尽可能把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留给子孙后代，应当相信他们会创造更好的条件保护好我们共同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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