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报》“专家谈中华文明探源”之王震中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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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国形态的进一步发展就是王国。一般来说,邦国可以没有王权或仅有萌芽状态的王权,邦国与王国的区别不仅仅在于有无王权,更重要的是这种王权不但支配着王邦(王畿地区),还支配着附属于或从属于王邦的属邦,即王国时期的国家结构或者说国家形态是一种“复合型国家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既有作为“天下共主”的“国上之国”的王邦,也有作为属邦的“国中之国”即一般所说的诸侯之国,我们可以将这种既含有王邦即王国在内,又含有诸侯国在内的“复合型国家结构”称之为王朝国家,以区别于王国即王邦之意。当然,王权在本质上是邦国中强制性的权力经过一个发展过程后,进一步集中的体现,但并非所有的邦国都能发展成为王国,只有取得了“天下共主”地位的邦国,才变成了王国,这就是夏商周三代的夏邦、殷邦和周邦。在王国中,君王位于权力的顶点,王与臣下的差别是结构性的、制度化的。根据夏商周诸王朝的情况看,这种王权还是在家族或宗族的范围内世袭的,但王权又是可支配整个“天下”的。由于王权的世袭性、结构性和制度化,才形成了王朝或王权的“正统”意识和“正统”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正统观又是与中原地区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联系在一起的。
中原地区之所以最早进入王国形态,其机制主要是由其地理条件决定的。中原为四方会聚之地,这一方面使中原地区容易吸收四方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的因素,对于中原地区经济、技术、文化、宗教的快速成长和提升都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也使中原成为战争和冲突最频繁的地区。战争使得邦国中处于萌发状态的王权获得了发展,促进了由邦国走向王国的进程,这就是作为第一个王国亦即原生形态的王国诞生时的环境与机制。(本报记者
金辉/采访整理)
(《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9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