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的“‘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学术考察笔谈”板块，收录了10余位参加我们2008年内蒙考察活动的学者的笔谈。这些有感而发的“经验之谈”，相信会给予今后的研究探索以重要的启迪。特在此选贴若干，以飨同好。

北方考古二题：2008年内蒙考察收获笔谈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刘  绪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工作开展最多，考古学文化最为丰富和复杂的地区集中在两处，一是中南部的河套及鄂尔多斯一带；一是东南部的赤峰左近。这里被学界普遍认为属农牧交接地带，是探讨北方草原文明与黄河流域古代文明之关系的重要所在。它丰富多彩的考古学文化为众多研究者关注和神往，能作一番实地考察和观摩，对注重感性认识的考古工作者来说是最大的愿望和渴求。本人早有这种感受，可惜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2007年虽到内蒙参加了“草原文明探源考古学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但足未出呼和浩特，仅在自治区考古所陈列室和自治区博物馆看到少许展品，收获不能说没有，但留下的印象零散而无系统，距个人的期望甚远。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有学者到老虎山工作站或鄂尔多斯参观，我因多方原因未能成行而深感遗憾。

2008年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许宏博士告知，他们正在筹划一个学术活动，题为“中原与北方早期青铜文化的互动”，组织有关学人到内蒙考察参观，并进行学术研讨。参观对象恰是上述两个地区。他问我能否参加，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刘绪老师风尘仆仆于大甸子

本次考察，收获多多。兹就活动期间研讨时个人发言所及两个问题略加补充陈述于下。初步想法，未必允当。

一、           对商文化因素在朱开沟遗址存在的思考

目前所知，商文化因素的器物（指陶器）在北方的发现，以位于鄂尔多斯的朱开沟遗址和北京昌平张营遗址最为边远。对于后者，由于太行山东麓本为商人发祥之地，商文化遗址比较多见。张营遗址位于西与太行山相接的燕山南麓，其发现有商文化因素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朱开沟遗址则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商文化因素是在何种背景，何种条件，何时经何地影响或传播到鄂尔多斯高原的，这是在探讨中原与北方文化关系时必须回答的问题。

朱开沟商文化因素陶器主要见于第五段墓葬中，在库房里也见到居址所出比较典型的商文化陶鬲残片。其年代按《朱开沟》发掘报告的推断，“相当于二里岗文化阶段，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一期”。这一结论是正确的，但略显笼统和宽泛。二里岗文化包括下层和上层两大阶段，统观其分布范围，两阶段有巨大差别，此点已为学界熟识。简言之，即下层时分布范围较小，主要限于中原地区。北面包括河北中南部和山西南部；西面包括关中东部；南面进入湖北北部；往东不逾商丘。到二里岗上层时，商文化向四周迅速扩张，其影响所及，超过先秦时期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仅就北面而言，在太行山之东逾保定达张家口和北京昌平；在太行山之西逾晋中抵达忻州。其它三面，东近海，西逾陇，南过江。朱开沟遗址商文化因素的出现应该是这种态势发展的结果，因此，商文化因素在鄂尔多斯高原出现时间的上限不超过二里岗上层时期。

约当殷墟二期时，商文化的强劲势头开始萎缩，其分布范围除东方外，均收缩不小。故朱开沟商文化因素存在的下限“不会晚于殷墟一期”的推断是合理的。

商文化因素是经过哪里影响到鄂尔多斯高原的？朱开沟遗址与现知典型的商文化遗址之间尚有相当远的距离，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明确一下商文化遗址发现的北至。

在太行山以东，一般认为河北省蔚县一带的部分发现是“含有北方文化因素的早商文化或早商文化的北方变体”，即蔚县属商文化分布范围。的确，蔚县以北不见商文化遗址。

在太行山以西，以往的发现最北不逾晋中。属晋中的白燕遗址（第五期）虽有不少商文化因素的遗物发现，但“始终保持着浓厚的自身特征，显然是一种独特的考古学文化遗存”。因该遗址大量材料尚未发表，这一推断是否准确难以论定。但可以肯定，商文化因素在晋中地区存在是毫无疑问的。

在黄河以西的陕西境内，所见商文化遗址最北不逾铜川。

从距离上看，铜川距朱开沟最远，二者之间相隔的陕北地区也未发现如朱开沟那样含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因此，商文化经陕北北上的可能最小。那么，在黄河以东，无论由哪里进入鄂尔多斯高原，都必须经过山西北部。如此，有三条途径值得注意。一是由蔚县一带溯桑干河而上，经雁北再西逾河即可实现。本路线已有学者认识到。二是由石家庄一带溯滹沱河而上，经忻州再逾河也可抵达。三是由太谷一带溯汾河而上，进入忻州再逾河。第一条路线所经之地的雁北地区，还未发现任何新的材料，以证明此路可行。再说蔚县一带已属商文化所及之北部边缘，乃强弓之末，而且属不属商文化尚在两可之间，故这条路线存在的可能也很小。后两条路线，则已有重要线索值得关注。

1997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忻州文物管理处合作，对忻州尹村遗址进行了发掘。其中有一座墓葬随葬一件典型的二里岗上层文化的陶鬲，这无疑给我们以重要启示，即商文化因素在忻州地区是存在的，商人的势力应该触及到这里。

基此，我们可以认为，商文化北上鄂尔多斯的路线，后两条可能性最大，因为它们都要途经忻州。究竟是二者同时存在，还是只有其中之一，这需要在滹沱河中上游和汾河中上游开展考古工作才能解决。

考察队员在鄂尔多斯青铜器博物馆

二、对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有关思考

在北方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的发现中，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获材料最为丰富，城址、居址、墓葬等等都有不少，学者亦有较多研究，对其认识也较其它文化全面和深入，但仍有诸多问题需要继续思考和探讨。

首先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上下限年代相当于何时。这当因地而异，在其分布范围内，各地未必同步。在多数学者看来，夏家店下层文化见于燕山南北，具体而言北达西拉木伦河，南逾拒马河，西抵晋北，东到辽西[1]。在燕山以南，有地层表明，上限不早于龙山时代，下限不晚于二里岗上层时期。在燕山以北，通常认为上限不早于小河沿文化，下限不晚于魏营子类型。由于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区别明显，其间尚有约相当于龙山时代一段空白，而在燕山以北又缺少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的发现，故有学者认为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其上限与龙山时代相当。即该文化在燕山以北于龙山时代出现，后来才发展到燕山以南。据以往碳14测年结果，个别数据可早到龙山时代，多数则与二里头文化时期相当。究竟燕山以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可否早到龙山时代？在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是否还有一种文化未被发现。在参观过程中，笔者特别留意寻找这方面的信息。记得在宁城工作站的库房里，看到有浅腹大平底盆，与之放在一起的还有带矮瓦足者，均素面。这类器物与燕山以南龙山文化所见相同。由于不知出土地点和出土单位，难以知晓其它共存器物及相关信息，不敢据此少许器物就确定其时代与性质，但总觉得很可能属龙山时期。看来，在小河沿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还需要作些工作。

至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年代，目前也都是粗线条的看法，尚欠准确。在燕山以南，河北蔚县的发现，证明在壶流河流域不晚于二里岗上层时期，京津地区是否如此，还需进一步研究。北京昌平张营的发现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在燕山以北，魏营子类型能早到何时，本身就是未知数。因此，燕山以北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下限年代也很模糊。凡此，都是需要继续探讨的。

其次是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考古学文化的关系。一提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很自然地想到该文化所见陶器中的爵与盉（或鬹）极似二里头文化的爵与盉，而且都是在各自高规格的墓中相伴出现，形成一特定组合，显现了墓主的身份，具有了礼器的性质。其用途和寓意是相同的，这当然不是偶然巧合，表明二者在物质与精神领域有一定共识性。说明此时的北方与中原交往甚密。

然而夏家店下层文化所见爵与盉（或鬹），在分布地域上已属北部边缘，此点，《大甸子》报告的作者已经指出。问题是在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间的广阔地带——山西中北部与河北中南部的情况如何，因这一地带是联系他们的必经之地。

山西中北部工作较少，本阶段墓葬几无发现；河北中南部属先商文化，也缺少墓葬材料。但可以推测，将来若在这一地带发现本阶段规模较大之墓，也会有爵、盉出土（尽管他们不属同一考古学文化）。就笔者所知，在这一地带的现有零星发现中，爵、盉或鬹已见于若干遗址。如山西由南往北有侯马上马、襄汾大柴、太谷白燕、太原狄村和东太堡、忻州尹村等遗址；太行山以东由南往北有淇县宋窑、鹤壁刘庄、邢台葛庄、正定小客等遗址。可见，其在这一地带的存在是确凿无疑的。

这是引起大家最注意的两类陶器，其实类似意义的葬品还有，比如对海贝的重视。目前所知，中原地区最早随葬海贝的墓葬属二里头文化，都出于规模较大的墓。而在大甸子夏家店下层文化较大的墓中也发现不少，在北方地区亦属最早出现。笔者未详细统计，就各自发表的材料言，大甸子一墓所见海贝数量最多者可达200余枚，印象中二里头遗址还没有那一墓出过这么多（好像近年发掘的二里头葬绿松石龙形器之墓最多，有90余枚）。众所周知，海贝并不产于渤海，二里头文化与夏家店下层文化之海贝都是舶来品，都属贵重之物。另外，在大甸子墓葬中还出土较多其它质地的仿制贝，其中包括一枚铅质仿制贝，货币研究者认为可能是中国最早的金属铸币。总之，其在二者的大型墓中随葬，用意和重视程度也当是相近的。

以上仅是墓葬反映的部分情况，在居址状况以及经济类型方面，也有共通之处，兹不赘及。

北方与中原的这种联系，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如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都有与中原同时期文化相似的成分。甚至小河沿文化也与燕山以南同期文化，如雪山一期文化有较多相同因素。夏家店下层文化与中原的这种联系是先前联系的继续。大约此后不久，两地区的社会与经济形态分别步入完全不同的轨迹，考古学文化面貌的相似之处也就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