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惟概念混乱，现实学术生活中，文献史学与考古学这两个本属一个大家庭的兄弟学科也有相当的隔膜。这种隔膜的确是个问题。

4月的西陵“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起源”学术研讨会，主办方高瞻远瞩、视野开阔，有意同时邀约文献史学界、考古学界的学者共话“文明”，试图进一步整合相关研究。但总体上看，两界学者依然是自说自话，难以真正“打通”。

回想我们作为历史系考古专业的学生入学时，看到的第一幅标语是“欢迎你，未来的历史学家！”后来，考古系、文博学院等纷纷从历史系中独立出来，历史、考古系师生难相往来，在考古系（院）中，史学理论方法论课、通史课、历史文献学课的比重越来越小。学科越来越被封闭在一个较小的圈子里，令人堪忧。与朋友聊起，大家颇有同感，仅从学科发展的角度看，这样的系院独立该做何历史评价，还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当然，为现实利益争取一级学科是另外的问题，大家都希望更受重视，待遇好一些）。

我们考古研究所与历史研究所虽为同院的兄弟单位，但学术往来也屈指可数，这都是不太正常的现象。日前再访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科学者同在一所交流密切，感叹后来的研究教育机构的细分可能反倒不如民国初期的粗划。

前几年，徐苹芳师等前辈领着我们几位中年学者连续做了考古学科“十五”和“十一五”两个规划调研报告（全国社科规划考古学科调查组：《中国考古学学科发展调研报告》，《华夏考古》2001年3期；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课题组：《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国文物报》2006年3月17日）。徐师力倡要将考古学的研究“升华”到历史研究的层面。在《考古学科“十一五”规划调研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开展考古学重建中国古代史的重大研究课题”的建议。当时不解其深意，随着研究和思考愈益深入，个人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也不断深化。想起李济先生主持的“中国上古史”计划，想起苏秉琦先生重建中国史前史的念想，可以说，史学情怀让有思想的考古人充满“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大气。

想起日前在香港开会时，与两岸三地的教授们小酌。香港中大历史系陈春生教授笑侃“考古学家可以把自己称为历史学家，但历史学家绝不敢自称为考古学家”。是的，这也正表明考古学与历史学是从属关系而非并列关系，从一个侧面显现出学科称谓上的名实问题。文献史学占了“历史学”这一大名，而考古学家自绝于“历史学”，自认为与历史学属兄弟学科。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有担当的中国考古学家，一定会自认为是历史学家。我们就应当是一群能够读懂无字“地书”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