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在龙山时代并无使用大型玉器的传统。这与二里头都邑出现成组大型玉礼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礼器（有些属石质，学术界也把其看作文化意义上的“玉”），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大型有刃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或称玉铲）和玉戈，二是小型棒状的柄形玉器。其中，钺、璋、刀和圭应都源自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到以后的二里冈文化趋于衰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柄形玉器和玉戈在此后得以传承。

石质的钺类器最早见于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的史前文化，后来逐渐成为东亚大陆东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石器的一种重要器形。二里头的玉石钺，也具有显著的东方和东南方的传统。譬如在钺身上穿双孔和用绿松石圆片镶嵌其中一孔的装饰手法，就见于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文化。在二里头遗址，钺在墓葬以外的文化堆积中也有发现，与玉璋、玉圭等手持的礼仪用器不同，这类钺应当属于装柄的实用器，用于战争或仪仗等场合。而作为随葬品的玉钺，则应当是用于宫廷礼仪的。

在二里头文化中，一种两侧边缘有扉齿的钺更为常见。这种钺一般称为戚。玉戚中又有一种璧形戚，或称为璧戚。整体近圆，中有大孔，齿状外弧刃，更富装饰意味而不适于装柄，因此也应是祭祀或礼仪活动中手持的礼玉。璧戚始见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冈文化已极罕见。

二里头文化玉器两侧装饰对称的扉齿，以及玉戚上所见齿状弧刃的做法，都可以上溯到黄河下游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同类装饰工艺。

横长的梯形多孔大玉刀，系采用较薄的玉石材料制成，一般认为是由谷物收割工具石刀演化而来。但没有使用痕迹，显然并非实用器。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刀一般长逾50厘米，直刃，近背部有多个钻孔，最多达7个。此类石刀最早出现于长江下游的薛家岗文化，作为随葬品见于黄河中下游的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和陶寺文化的墓葬中，在陕北一带的史前文化中也有发现。

被称为璋或牙璋的玉器，一般认为是铲（或耜）形松土工具的仿制品。全器由器身和柄部以及两者之间的阑组成，器身前端有微斜而内凹的刃。柄部及其上的圆孔都没有装柄的痕迹，从形制上看也不适于装柄。四川三星堆遗址曾出土过两手持璋跪坐的铜人像，很像是在祭祀或礼仪场所持“笏”的情形。三星堆遗址还出土过刻有图像的玉璋，图像中璋立于山边，横列的人物也应是在祭祀场合之中。

这类器物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末期至山东龙山文化早期的海岱地区，在陕北一带的龙山时代晚期至二里头时代遗存中也有发现。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玉璋长达50厘米左右，阑部有二至四组对称的扉齿，扉齿之间阴刻细平行线，制作极为精细。二里头遗址出土玉璋显现出较山东龙山文化的同类器更强的装饰意味，以及思维的进一步复杂化。相比之下，海岱地区出土玉石璋的形态偏于原始，阑部扉齿较简单，器体也较短小，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源流关系则是显而易见的。

玉圭比玉璋、玉刀要小，一般长20厘米左右，上部有一或二个孔。戈本来是一种有柄的勾兵，但玉戈上钻孔的位置已不适宜于缚绳装柄。玉戈和铜戈均始见于二里头文化晚期，为其后的二里冈文化所承继。玉圭和玉戈都应同璋、刀等一样，也是社交礼仪中贵族手持的“礼玉”。

也有学者把二里头文化大型有刃玉礼器群，归为“华西系统玉器”，认为其与龙山时代的陕北玉器群关系密切。考虑到后者多缺乏明确的层位关系，年代跨度较大，而上限不早于龙山时代晚期，玉器总体器形和在器缘加饰扉齿的装饰作风多显现出东方文化因素，其远源恐怕仍可追溯至海岱地区的大汶口—龙山系统文化。而器表阴刻成组线纹的装饰作风，则是面向内陆的诸文化玉器制作上一个晚出的风格。这也正契合了前述二里头文化属于华东华西两大系统“文化杂交”之硕果的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