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后的夏鼐先生，“觉悟”一直很高，这从他对不少事儿的处理上都可以看出。今天读报，又看到这则逸事，无从查证，但应是符合夏先生的性格的。

1960年，李济先生应邀赴美访问，得知这一消息，大陆有关方面即筹划了几种方案，动员考古界知名人士和李济亲属参与，打算以“约请访问”的名义，邀请李济先生回大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托李光谟带一封信转给李济先生，信中抄录了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一段：“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想早励良规，自求多福。”《与陈伯之书》自是一段千古佳文，但这毕竟是一封劝降书。尹达先生见信后，说了句“夏作铭好糊涂”，便把信扣下了。政见不妨不同，老师自是老师。

（朱元曙：《考古十兄弟传》（连载五），《中国文物报》 2009年6月3日）

今读先哲往事，叹时过境迁，而历史惊人地相似，身处其中之人不免自认角色。放开些视界，多点时间距离，则看得稍清，但谁都不能成为超然于世的局外之人。今日观夏公逸事，由衷的感觉是：先生挺可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