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里头都邑的中心区分布着宫城和大型宫殿建筑群，其外围有主干道网连接交通，同时分割出不同的功能区。制造贵族奢侈品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位于宫殿区的近旁；祭祀区、贵族聚居区都拱卫在其周围。上述种种，无处不显示出王都所特有的气派。由上述发现可知，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已有的研究表明，作为权力中心的中国早期都城属于政治性城市，可以没有城墙（二里头遗址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墙，城墙的有无应取决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战争的规模与性质乃至地理条件等多种因素），但绝不能没有规划性。规划性是中国古代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二里头遗址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二里头都邑规划性的判明，对于探索中国文明的源流具有重要的标尺性意义。就目前的认识而言，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营建规制，是发端于二里头遗址的。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移向二里头遗址所处时代以前，可知即便象山西襄汾陶寺、河南新密新砦遗址这样的超大型聚落，其城垣的建造无不是因地制宜，不求方正，迄今尚未发现集中而排列有序的大型夯土基址群及环绕它们的规矩方正的宫城。相比之下，二里头遗址的聚落形态与陶寺、新砦等超大型围垣聚落间有着飞跃性的变化，而与稍后的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及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面貌更为接近。

因此可以说，二里头遗址是迄今可以确认的最早的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营建规制与其一脉相承。从这个意义上讲，二里头遗址的布局开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制度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