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里头时代

    到目前为止，在缺乏当时的文字材料的情况下，学术界还无法确切指认哪类考古学遗存属于夏代。需要指出的是，不少论著用“夏时期文化”或“夏时期遗存”的概念又不加说明，而越来越多的学者所指“夏时期”并不仅限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即学者间关于夏文化始年的认识至少有100年以上的时间差。鉴于此，本文不采用“夏时期”的概念，而基本上以二里头文化及与其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为上限加以概述，对早于二里头文化、被认为属于夏代早期的遗址及其研究状况仅稍作提及。

    本年度，《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大象出版社）以国内考古界罕有的速度问世，且在众多的考古报告中，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这首先是由于，作为一本考古资料集，它的书名中包含有“研究”的字样，而内容除了常规考古报告所必备的对文化遗存的介绍外，还包括了自然遗存、工艺技术、实验考古、区域调查和年代学研究等的成果。尽管编写者仍然强调遗址发现的重要意义在于王城岗小城有可能为“鲧作城”，而大城有可能即是“禹都阳城”的历史定位，但报告结构所反映的研究视野，已远远超出了探索夏都“阳城”的学术需求，代表了转型期的学科发展方向，是可喜且应当加以充分肯定的。

    王城岗大城30多万平方米的规模（可作参照的是，较其稍早的陶寺城址的面积为280万平方米），中原地区城堡林立的区域社会政治结构，稍晚的新密新砦和巩义花地嘴等重要聚落围以环壕、不求方正的布局，都与随后的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形成较大的反差。因此，如果我们认可二里头文化已进入早期王朝阶段的话，那么是否可以认为在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遗存中，尚未发现与早期王朝相应的考古学迹象。而关于王城岗、新砦遗址为鲧、禹、启都的比附性意见（《中原文物》5期、《考古与文物》3期），应当都没有脱出推测假说的范畴。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12月），是2005年于河南偃师召开的“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论文集收录了50余篇论文，议题涉及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内涵、性质及与其他文化的关系，近年考古新发现的学术意义，二里头遗址及二里头文化与夏商王朝的关系，早期王朝及国家形成期的地域交流与文化态势，二里头文化的聚落形态及重要遗存如建筑、墓葬、青铜器、玉石器尤其是绿松石龙形器的专题研究。

    另外还有数篇论文论及二里头遗址。杜金鹏对二里头遗址都邑制度和规划进行了探讨，概括出了择中立宫、工城居前、坛墠在后、显贵拱卫、居址墓葬混杂的都邑区划特点（《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李久昌也对其都城空间结构及其特征作了分析，提出二里头都城属于单一城制即单一宫城形态的都城，宫城是一种“非城郭形态”的宫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4辑）。

    围绕二里头遗址，更多的是关于夏商分界的持续争论。朱君孝等概述了前人对二里头文化晚期陶器中外来因素及其来源的研究，进而支持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为夏商分界的说法（《考古学报》3期）。新的科技手段的运用，如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分析结果，也被用来验证上述关于夏商分界的观点（《江汉考古》4期）。关于铅同位素运用于考古学的研究，目前尚处于探索阶段，对这类分析结果的阐释，恐怕还存在较多的或然性，有待进一步研究讨论。另外，尚友萍根据二里头遗址的新发现，质疑“二里头四期为夏遗民文化”的观点，认为商汤灭夏的时间应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末（《文物春秋》5期）。石艳艳等强调二里头类型二期遗存的变化，应是来自东方的“后羿代夏”的结果，而不同意王克林提出的夏文化起源于晋南的西夷的观点（《中原文物》3期）。

    张国硕继续发挥其夏王朝主辅都制的观点，一一推定各时期的夏都，认为除二里头等少数都邑外，文献所载多处夏都，都不属于一都制前提下、废旧立新性质的都邑，而应是临时性政治中心、辅助性都城或夏王逃难之地（《东南文化》3期）。

    荥阳大师姑二里头文化城址发现后，对城址的性质有多种推测，包括军事重镇说、方国都城说和夏都说等。在方国都城说中，这座城址分别被指认为韦国、顾国都城等。马世之又提出新说，认为有可能是昆吾之城（《中原文物》3期）。李锋则继李德方之后，进一步阐发了该城址是商汤所居韦亳的观点（《考古与文物》1期）。

    此外，距大师姑遗址约20公里的荥阳薛村遗址（《华夏考古》3期），也发现与大师姑遗址大体同时的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的遗存，有助于了解当时的聚落间关系与文化、社会的演变。在三门峡南家庄遗址二里头文化晚期遗存中，发现了较多的双耳圆腹罐，呈现出与毗邻的晋南地区东下冯类型相近的特征，有助于了解这一区域的文化交流情况（《华夏考古》4期）。

    2005年鹤壁刘庄遗址下七垣文化墓地的发现，是二里头时代考古的重要收获，本年度公布了该墓地的发掘简报（《华夏考古》3期）。墓地基本被完整揭露，共发现墓葬300多座，如此规模的墓地在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尚属罕见。墓葬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排列有序。随葬陶器的某些器类不见或少见于以往发现的下七垣文化遗址。源于二里头文化的鬶、爵等酒器尤其引人注目。该墓地的发掘丰富了对下七垣文化及相关学术问题的认识，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项重要突破。

    位于太行山东麓冀中地区的河北唐县北放水遗址，2005～2006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其中二里头时代遗存尤为丰富。冀中地区这一时期的遗存曾被命名为先商文化“保北型”，或认为应属独立的“下岳各庄文化”，而北放水无疑是这类遗存中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的遗址。除占居主导地位的长颈鬲、高领鬲和蛋形瓮等本地因素外，其陶器群还包含若干夏家店下层文化和晋中地区同时期文化的因素，反映了这一地区与燕山南麓和太行山西麓地区的文化关联（《中国文物报》10月19日）。

    此外，张渭莲等概述了1950年代以来河北地区夏代考古的发现与研究（《文物春秋》1期）。王晓毅综述了山西地区“夏时期文化”的研究状况，认为东下冯类型和“东太堡文化”分别属中原夏文化系统和北方文化系统（《文物世界》4期）。杨育彬概述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夏商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与主要收获（《中原文物》6期）。

    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测年专家运用系列样品方法对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进行了细化和完善。张雪莲、仇士华等公布并讨论了这批最新的测年结果，其中“新砦早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870年前后，二里头第一期的年代上限应不早于公元前1750年”，而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下限则为公元前1530年（《考古》8期）。这一长系列考古学年代序列的得出，是测年研究上的重要收获。由于数据拟合中前后“边界”的加入，使得测年的精确度进一步提高。同时应指出的是，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新砦类遗存”缺乏直接的层位关系，不排除二者有共存的时段，因而在拟合中以后者为前者的“边界”不甚理想。二者间精确的年代关系尚有待继续探究。

    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展开，在中原地区几个重要的中心聚落或都邑遗址上都开展了多学科合作研究。其中包括赵志军等对登封王城岗遗址浮选结果的公布及分析（《华夏考古》2期），靳桂云等对王城岗遗址土壤样品的植硅体分析（《中原文物》2期），姚政权等对新密新砦遗址的植硅石分析（《考古》3期），王树芝等对二里头遗址出土木炭碎块的研究（《中原文物》3期），韩国河等用中子活化分析方法研究登封南洼白陶的原料产地（《中原文物》6期）等等。本年度出版的《科技考古》第二辑（科学出版社）更是集中发表了一批相关研究成果，如袁靖、赵志军整合诸遗址进行的中原地区动物考古学和植物考古学的综合研究，吴小红等对新砦遗址人、猪食物结构与农业形态和家猪驯养的稳定同位素证据研究，蔡大伟等对二里头遗址古绵羊线粒体DNA序列多态性分析，张雪莲等对二里头遗址遗址部分人骨所做碳十三、氮十五分析，李延祥等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的分析，王增林、吴瑞等对二里头遗址陶器样品所做中子活化及其他方面的科技研究，邓聪等对二里头文化玉工艺相关问题的分析阐释，以及刘建国等进行的遥感与GIS支持的洛阳盆地聚落与环境研究等多方面的内容。研究理念的更新和多领域学者的参与，使得关于早期文明史的研究无论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了长足的进展，方法论上的探索对学科的发展更具有重要的促进意义。

二  商代

    夏商分界，尤其是“郑亳说”与“西亳说”之争，依然是考古学界热烈探讨的话题。邹衡针对杜金鹏《“郑亳说”立论前提辨析》又进行了再辨析，强调“郑亳说”是运用“扩大了范围”的“二重证据法”论证出的，首先立足于考古资料，因而根基深厚（《考古与文物》1期）。董琦强调漳河类型和二里岗文化属于商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系统的研究成果，是邹衡先生在1970年代末就已建立的夏商考古学研究体系；而高炜等《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一文，与邹衡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有借鉴关系（《中原文物》1期）。李锋《商代前期都城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收录13篇论文，其中大部分是论述偃师商城“西亳说”和郑州商城“隞都说”的合理性，否定“郑亳说”。李维明则针对李锋《“郑亳说”不合理性刍议》等论文认为“郑亳说”的立论基础是“否定郑州商城‘隞都说’”的认识，强调“郑亳说”是以考古学、出土文字、传世文献、历史地理研究成果为立论基础（《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

    郑州商城宫殿区的发掘中，曾多次发现弧形板状陶器残片，本年度发表的简报对此进行了介绍，认为这类遗物极有可能就是早期的建筑材料板瓦（《华夏考古》3期）。总体上看这类遗物出土量极少，在与其大体同时或稍晚的商代都邑级聚落偃师商城、小双桥和殷墟遗址中也都鲜有发现，因此尽管是板瓦的可能性很大，但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检验。

    都邑研究仍是商代考古的一个重点。王震中结合甲骨文和历史文献，对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两座商代王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辨析论证，认为其所表现出的祭政合一的神权政治的特点，是早商社会和文明的一个重要侧面（《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四集，商务印书馆）。袁广阔等从城墙夯筑技术的角度考察早商诸城址的相对年代，总结出了城墙基础由无基槽过渡为浅基槽窄墙体，最后发展为深基槽宽墙体的工艺发展规律，据此认为早商城址的相对年代顺序为郑州商城内城最早，偃师商城小城次之，郑州商城郭城、偃师商城大城、焦作商城和垣曲商城的年代更晚一些（《文物》12期）。李维明综合出土文字、文献和考古资料，推断敖（嚣）的地名源于商代“舌”地，其地望在今郑州市西北郊；郑州商城所在的郑州市属文献记载的“亳”地；文献记载西周封管，地居亳、敖之间（《中国历史文物》4期）。陈旭认为偃师商城小城建于先商晚期即夏末，是商汤灭夏时兴建的军事营垒，而非早商都城（《中原文物》2期）。她还论及郑州小双桥商代遗址的祭祀遗存，认为其性质应是商代的都邑遗址；这些祭祀遗存，主要是与战争有关的祭祀遗存，反映了商代中期仲丁伐蓝夷的历史（《河南博物院建院80周年论文集》，大象出版社）。陈隆文认为小双桥应是具有都邑性质的商代遗址，其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的早商晚期庇都相符合（《江汉论坛》11期）。

    本年度出版的《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商代墓葬》（科学出版社），公布了1992～2002年殷墟宫殿区南部发掘的殷商文化时期遗址和墓葬的材料，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对54号墓和60号墓两座重要墓葬的全面报告。2003～2004年安阳殷墟孝民屯的大规模发掘，在诸多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其中整体揭露的三组商代晚期半地穴式建筑群在殷墟发掘史上尚属首次；大型铸铜遗址是殷墟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青铜器作坊遗址；近千座殷商时期墓葬，为研究殷墟埋葬制度提供了难得的资料（《考古》1期）。王学荣等就此讨论了孝民屯遗址殷墟文化遗存的形成过程，村落的分布、布局与性质，铸铜遗址的布局和工艺流程，以及外来文化因素等问题（《考古》1期）。

    有数篇论文涉及安阳考古。李民认为安阳洹北商城应是盘庚迁殷所始建的都城，其使用时间不长，从小辛、小乙后即将都城重心由洹北移至洹南殷墟（《中原文物》1期）。谢肃通过进一步分析，倾向于1930年代发掘的安阳小屯丙组基址的主体应为祭祀祖先的场所，其周围的祭祀遗存就是屡次祭祀祖先的遗留（《中国历史文物》3期）。杜金鹏推定1931年发掘的殷墟宫殿区乙组一号基址，是规划建造宫殿区时，进行方位测定、控制所有宫室建筑方向与位置的专门设施，可称为“方位台”；而乙组三、四、五号基址，是殷墟最早的一组属于“朝”的建筑（《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科学出版社）。他在另一篇论文中认为殷墟后冈圆形葬坑既不是殉葬坑也不是祭祀坑，而应是特殊墓葬，埋葬的可能是商周牧野之战中死难的商都国宾馆有关人员（《考古》6期）。李永迪等通过对孝民屯东南地出土陶范复原了一批特殊铜礼器器形，并探讨了这批陶范所反映的殷墟制范工艺。这批以往仅见于博物馆藏品的器形一般被定为西周早期，作者认为其年代或许应当提前到商末（《考古》3期）。

    晚商时期的其他遗址也有较重要的发现。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发掘，较完整地揭露了商代晚期的村落布局，为研究这一时期的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难得的资料（《中国文物报》7月6日）。在荥阳胡村商代晚期墓地中，发现有出土青铜礼器、玉石器和海贝的贵族墓。青铜器上的铭文单字以“舌”字出现频率最高，发掘者推测这里应是一处“舌”族的族墓地（《中国文物报》1月5日）。

    晋陕高原地区的青铜文化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马昇等根据山西柳林高红商代夯土基址群中新揭露的最大的夯土基址等材料，推断该遗址应是晚商时期和商王朝处于敌对状态的方国工方或其中某个政治集团的权力中心所在（《中国文物报》1月5日、1月12日）。在陕北甘泉县出土的一批晚商青铜器中，与10余件青铜礼器和北方系青铜兵器共存的，还有两匹青铜马。这是国内已知最早的青铜马圆雕艺术品。因马背上有椭圆形的背垫，这也应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鞍马形象，显然是受到了来自北方的影响（《考古与文物》3期）。

    北京昌平张营遗址是燕山南麓地区发掘面积较大、内涵较为丰富的一处青铜时代遗址。《昌平张营》（文物出版社）将该遗址的青铜文化遗存分为三段，分别相当于大坨头文化至商文化白家庄期。其文化内涵十分复杂，曾受到中原、内蒙中南部和东部、辽西、晋中及冀北等周邻地区文化的影响。该遗址的发掘，为构建燕山南麓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编年和谱系，探索青铜时代早期长城地带考古学文化的布局及互动关系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内蒙赤峰三座店夏家店下层文化石城遗址，今年发表了简报（《考古》7期）。这座保存基本完整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山城的揭露，对于辽西地区青铜时代的聚落考古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西樟树吴城遗址，一直以来被认为属方国都邑或区域性文化中心。施劲松通过对《吴城》报告的系统梳理，指出其缺乏都邑所应有的基本要素，而只有陶瓷器生产中心的认识才与现有资料更为吻合（《探古求原》，科学出版社）。

    此外，陈雪香考察了山东地区商文化聚落形态演变过程及其历史背景（《华夏考古》1期）。徐基梳理了山东、苏北地区发现的几例形体较大的青铜器如鼎、鬲、甗、戈等，认为它们属于“东夷式”重器。这些器物不仅体现了岳石文化较高的青铜冶铸水平，也反映了夏商夷三族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中原文物》5期）。魏继印通过对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的梳理，尝试复原整个殷商时期中原地区气候的变迁情况（《考古与文物》6期）。

（摘自许宏、严志斌《夏商周时期考古》，《中国考古学年鉴（2007年）》，文物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