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社会复杂化和文明兴起的时间而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即已出现了国家，产生了文字、作为权力中心的城市以及复杂的社会结构等大多数后世文明所具有的特征。受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影响的印度河流域文明大约兴起于公元前2700年或稍晚。再向东，从乌拉尔山脉一线到印度洋以东的广大地区，因地理的阻隔而很少受到西方文明的刺激。约当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已出现了若干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可以被称为“邦国”的政治实体，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等。这种“万邦”林立的状况持续了一千多年，才出现了相当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苏美尔早王朝、埃及文明的早王朝和印度河文明的哈拉帕文化那样的较大规模的王权国家——以二里头文化为先导的中原王朝文明。就现有材料而言，这批东亚最早的青铜文明的兴起，似乎不能认为与欧亚大陆青铜文化的东传全无关系。

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看，分布于全球大部分地区的若干人类社会都大体在公元前8000年左右跨越了人类历史上一个大的分水岭，即进入新石器时代，发生了“农业革命”。包括中国在内的几大文明发祥地也不例外。可以说，中国文明孕育和发生的时期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不相上下，只是充分发展时代的到来稍晚一些。

中国地理环境的基本特点是自成独立的地理单元，并且有一种天然的多元向心结构。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很难同外界发生经常性的文化交流；同时，即便受到外界的影响，其力度也大打折扣。因而，中国史前文化及早期文明基本上是在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下起源和独自发展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在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因素的影响。

在全球所有的古代文明发祥地中，中国是唯一一处独立形成且在数千年间连续发展的文明，其他数支文明在经历了各自的辉煌后，都相继退出了历史舞台，以至今天的考古学家对这几支文明创造者的族属和来去行踪等，仍然没有准确的把握。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索有着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