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一系列国家层面的屈辱中拥抱了一种变了形的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这是中国人在近代史上所拥抱的无数主义的第一个，也是影响极大的一个。美国学者浦嘉珉（James Reeve Pusey）对进化论的一些重要概念在中国的接受状况做了一番考察后，发出这样的感慨：“只有上帝才知道达尔文对中国做了什么。”迄今为止，没有第二个自然科学理论能够对社会学科及人类社会本身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自《物种起源》出版之日起，达尔文主义就像洪水一样不可遏止地冲向其他领域，且在此过程中受到广泛而深刻的误解。牛顿的理论虽然也曾产生超出物理学的影响，甚至也曾波及到政治学领域，但与达尔文相比，无疑要逊色许多。今天，科学界的主流意见已不赞同将进化论用来为其他用途尤其是社会、政治方面的手段辩解。然而，在一个基尼系数极大的社会里，自然选择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冷漠无情的威严，并不是什么作为谈资的学术理论，而是就在我们身边经常发生的故事。

……“进步”与“进化”是两个易于误解的大词，生物学中的evolution译为“演化”更准确。

——朱也旷：《自然勋章的两面——纪念达尔文和果戈理诞辰200周年》，《南方周末》 2009年4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