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将二里头时代放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史的框架中去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以礼乐文化的全面勃兴为显著标志，二里头时代的历史意义远远超出了“夏代”的范畴，而给予华夏文明以深远的影响。

总体上看，华夏文明的形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  仰韶时代后期与龙山时代（约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000年）。处于文明化或曰国家化的进程中，是众多相对独立的部族或古国并存且相互作用刺激的阶段，或可称为“多元的古国文明”时期。

第二阶段  二里头时代至西周时代（约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771年）。是华夏文明社会的正式形成阶段，或可称为“一体的王朝文明”时期[i]。

在这一华夏文明起源与形成的过程中，存在着两条主线，即：以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ii]由盛而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祖先崇拜为内核的礼乐系统文化从无到有，由弱渐强，自二里头时代起勃兴扩展，最终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在第一阶段，与人类的宗教信仰相伴而生、以各种神祇信仰为内核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在若干考古学文化中趋于兴盛。这类考古学文化，可举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为例。其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大型祭祀建筑群、祭坛、积石冢、高台墓地、葬玉大墓等；法器以玉器为主；流行神像、人物、动物等雕塑品，重视觉冲击力和神秘性；大宗明器性祭品集中分布。大量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宗教遗存的存在，构成上述考古学文化极富特色的文化内涵，说明宗教在其社会生活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机制，决定了这些文化在光灿一时的同时具有脆弱性和短命的一面，社会易于畸型发展，决定了它们在严酷的社会竞争或人与自然的竞争中被淘汰出局是历史的必然。

这些带有浓厚宗教色彩的考古学文化，在二里头文化崛起之前即相继由盛转衰，甚至消亡。二里头文化的崛起与二里头时代的到来，显然使这类非礼乐系统文化退出历史舞台的步伐大大加快。二里头时代及其后，随着以中原为中心的礼乐文明的扩展幅射，非礼乐系统文化全面衰退，同时大量吸收礼乐文明的因素，仅见于更远的周边地区，如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以及周代各诸侯国域内及周边的土著文化中。

就现有的考古材料看，礼乐文化可能的形成时间是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以及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之间；属于礼乐文化范畴的考古学文化最早出现于龙山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如陶寺文化、王湾三期文化和大汶口—龙山文化等。进入二里头时代，二里头文化成为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礼乐文化的考古学表现可归纳为：存在作为宫殿宗庙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以礼乐器随葬的棺椁大墓等；以酒器、食器等容器构成礼器群主体（漆木、陶、铜礼器）；有磬、鼓、钟等乐器群；玉质礼器逐渐饰品化；少见或罕见具象生物造型，图案抽象化。礼乐文化的制度化，及开始成为覆盖广大区域的主流文化体系，都是始于二里头时代的。

要之，在华夏文明早期发展的进程中，二里头时代开创了一个新纪元。这是一个礼乐文化勃兴而非礼乐文化全面衰微的时代，一个华夏文明结束多元、进入一体化阶段的时代，一个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的时代。我们探究这一时代之历史真实的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原刊于《2004年安阳殷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