逻辑上的欠严密，一直是夏文化探讨过程中最受诟病之处。如仅以文献记载与考古材料简单的时空对证即可框定夏文化的思维定式的存在。在这一思维模式中，参与讨论的学者基本上不用“可能”、“很可能”一类相对稳妥、留有余地的字眼，而更偏爱“当然只能”、“肯定”、“无疑”一类自信感较强的、排他性的措辞。从逻辑上看，我们并不能仅由时间与空间的大致吻合，就必然地推导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夏王朝时期、分布于夏王朝中心区域的、以夏族为主体的人们共同体的文化遗存。

又如对《史记·夏本纪》所载应为信史的推论，似乎也存在一定的问题。20世纪初，王国维对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文进行研究，证明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世系表的基本可靠[i]。这一重大学术收获给了中国学术界以极大的鼓舞，王国维先生本人即颇为乐观地推论到：“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由《史记·殷本纪》被证明为信史，推断《史记·夏本纪》及先秦文献中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也应属史实，进而相信夏王朝的存在，这一推论已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也是夏文化探索的前提之所在。然而诚如前引文中字面上已言明的那样，这一思维定式也带有想当然的成份。笔者本人不是夏王朝的怀疑论者，只是对由此之可信得出彼之可信的推论方式的严密性和可靠性略有疑虑而已。

总之，无论以时空对证的方法推定夏文化，抑或判别《史记·夏本纪》之是否可信，问题的最终解明，恐怕都仍有待于带有较多历史信息的内证性遗存的发现。就目前的发现与研究现状而言，还不能用“夏文化”这一复合性的概念来取代作为考古学文化的“二里头文化”这一考古学概念。在大的时代名称上，相当于夏代的时期因其未确定性，似应暂时依照史前考古学的惯例，以具有典型性的考古学文化来命名，而暂且称之为“二里头时代”。同时，殷商文明研究的新进展，也使我们对夏文化的确立充满信心，我们期待早日在考古学上最终确认夏文化和夏代。

三

二里头时代最大的特征是覆盖广大地域的核心文化的首次出现。在二里头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二里头文化的社会与文化发达程度，以及前所未有的强势扩张和辐射态势，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一时代的标志性文化。

龙山时代历时约数百年，至公元前2000年前后，兴盛于龙山时代的中原周边地区的各支考古学文化先后走向衰落；与此大体同时，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城址和大遗址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二里头文化在极短的时间内吸收了各地的文明因素，以中原文化为依托最终崛起。中原龙山文化系统的诸考古学文化类型与该区域各地理单元的分布基本相符，呈现出自然分布的状态；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则已突破了地理单元的制约，而在空间上涵盖了数个先行文化的分布区域[ii]，几乎分布于整个黄河中游地区，东西达600公里，南北达500公里。二里头文化的文化因素向四围辐射的范围更大于此。

伴随着地区性中心聚落的衰落，此期出现了超大型的都邑型聚落——二里头遗址。据最近的调查与钻探结果，二里头遗址的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实际面积还要大于此。经40多年的田野工作，在这里发现了纵横交错的道路网、大规模的夯土建筑基址群和宫城城垣，发掘了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数座，大型青铜冶铸作坊遗址1处，与制陶、制骨有关的遗迹若干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遗迹若干处，以及大中小型墓葬400余座，其中包含出土成组青铜礼器、玉器和漆器的墓葬。此外还发现并发掘了大量中小型房址、窖穴、水井、灰坑以及道路遗迹等。出土大量陶、石、骨、蚌、铜、玉、漆器和铸铜陶范等[iii]。

上述重要发现充分显示了二里头遗址超乎当时一般聚落的规格和内涵。由聚落形态、埋葬制度、各种手工业作坊及其产品等方面，都可见其社会等级分化及产业分工程度之巨；以二里头遗址为典型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遗存在广大的空间范围内有很强的一致性，其文化影响所及更非此前的任何考古学文化所能比拟。二里头遗址拥有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群和宫城遗存、最早的青铜礼器群和最早的青铜冶铸作坊。遗址的规模和内涵在当时都是独一无二的，有理由相信它已步入产生了国家的文明社会，是迄今为止可确认的我国最早的王国都城遗址。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遗址的出现，表明当时的社会由若干相互竞争的政治实体并存的局面，进入到广域王权国家阶段。（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