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文：           qí   lǔ   sān   dài   táo   qì   wén   zì

                 齐   鲁   三    代    陶    器   文    字

    众所周知，陈介祺是第一个注意收集并能细心考释陶文的著名金石家。但为什么他对齐鲁之地夏商周的陶文格外青睐并不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解答这个问题，我们要从齐鲁之地的文化渊源以及三代的陶器所承载的文字信息谈起。

    齐鲁之地从三代至西汉末,应是中国文明发展的“重心”，而且这个“重心”只有一个。这一观点出自著名历史学家傅斯年先生的学术论文《夷夏东西说》：“自春秋至王莽时，最上层的文化只有一个重心，这个重心便是齐鲁。这些话虽在大体上是秦汉的局面，然也颇可以反映三代的事。” [1]秦汉以前，齐鲁能够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文化区，其一重要证据就是“山东地区是发现最早文字的地区之一”。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看法，文字是在经历了一个较漫长的发展过程后才形成了象甲骨文那样相当发达的文字系统，而在这个漫长发展的过程中，主要与年代较早的陶器上的刻画符号有直接的关系。在山东地区，除在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了有刻画符号的龙山文化陶片外，其后又在邹平县丁公遗址发现了一块刻有十一个文字的龙山文化陶片，此外1959年在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挖掘的灰陶背壶上还发现了有用毛笔绘写的朱色符号，更有人认为在山东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器上所发现的刻画符号“是我国古文字学界公认发现最早的文字”。[2]

    而能将齐鲁之地三代的文字成果真实的再现在后人面前的非三代的陶器莫属。因为除陶文以外，金文、玺印文字和货币文字都有其传承文字不足的缺陷。金文见于钟鼎彝器，数量稀少，且多反映上层社会的内容，与来自于大多数平民百姓的陶器承载的文字相比，不够多而广泛。玺文在黄宾虹的《陶玺文字合征》中已经明确出“印章起源于母范”。虽然绝大多数陶文和玺文一样是刻印文字，虽然绝大多数陶文是在陶器烧制前用玺印打上去的，但直接书写在陶器之上的文字，直接刻画在陶器之上的文字，定是玺文的源头，定早于多于玺文。货币文字为了文省意明，更是过于简明扼要，字数少而又乏于变化，难以有力的承载传承三代文字的重任。只有陶文，因经济的发展，陶器制造业的蓬勃，大量陶器的出现，成了三代可考文字的佼佼者。而陶文的这一价值，直到得到一生偏嗜古文字研究的陈介祺的重视，才被世人肯定。这也是陈介祺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所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由此可见，“齐鲁三代陶器文字”可以看作是陈介祺对齐鲁陶文的重视，也可以看作是陈介祺主要的研究对象。总之，在齐鲁那个地区，在三代那个时代，有着金石大家最想一探究竟的文字原貌。可惜，不论陈介祺怎样“嗜古”，也是回不到历史的那个截面，明晰文字的本源的。

题识：宝盘红玉生楼台。石田翁句，昌硕录之。

钤印：昌硕、齐鲁三代陶器文字、三代化笵之室、公符

说明：吴昌硕绘牡丹于陶缶旧拓之上，红花、绿叶与古拙的陶器融合一体，殊为古雅。陶缶为陈介祺旧藏，钤有“齐鲁三代陶器文字”、“三代化笵之室”两枚陈氏鉴藏印记。
吴昌硕对陶缶一向情有独锺，自号缶庐、老缶、缶翁、缶道人等，此幅于古缶旧拓上加绘花卉，在吴昌硕传世作品中极为罕见，堪称逸品。

（北京诚轩拍卖有限公司2009年春季拍卖会）

[1] 刊于《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1931年1月。

[2]唐兰：《从大汶口文化的陶器文字看我国最早文字的年代》，光明日报1977年7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