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杂志老总但羚要做一期  汶川大地震的专辑，得知我去灾区采访并拍了不少片子后，安排杂志记者刘奕来采访我，说起来惭愧，虽然在成都，但我没在第一时间走进灾区，而我的同行我的好朋友新华社记者陈建力却在大地震的当天历尽险阻赶赴灾区。得知建力到灾区后一直无法和他取得联系，26日接到了他从北京打来的电话，才知道他已经安全返回北京了，于是我请《依恋》杂志的刘奕采访在第一时间进入灾区采访的建力，建力给刘奕发来了他采访汶川大地震的几个第一经历，刘奕又转发给了我，我是流着泪看完的，在没征的建力同意得情况下，我把这篇稿子全文转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职业记者的新闻敏感和敬业精神。和建力一起采访拍摄的都是三亚椰风海韵下的美女、西子湖畔、西塘古镇世界各地的佳丽，北京时尚周上最新潮流的时尚发布，长城脚下明星云集的颁奖晚会。。。。。。没想到这次他采访的震惊世人的大灾难，而且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灾难，我希望这场灾难是一场噩梦， 我希望我和我的同行的镜头里永远是

风华雪夜，永远记录着美好。..

采访汶川大地震我的几个“第一”的经历

第一次流泪

   5月21日，当我们理县小分队一行五人搭乘成都空军米八军用直升飞机从一个山坡上的菜地上起飞时，当我看到看到我军首支投入抗震救灾的部队、被誉为“42条硬汉”的部分成都空军雷达团部分官兵高举双手向我们道别时，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我是一个平时极少流泪的人，此时此刻，我不是因为庆幸自己可以返回成都、即将离开险情四伏的理县，我是因为想到和我们共同度过近一星期艰难困苦的日子、又建立了深厚生死感情的官兵还将继续战斗在这里，想到装备极其落后的阿坝日报的同行还将被困守在这里，我的眼泪不停使唤的流了下来。在灾区，当我第一次看到房屋倒塌，看到第一个受伤的群众、看到第一具尸体、看到第一个在废墟中获救的学生，我都没有流泪，看到成堆的尸体堆放在广场上，我没有流泪，我当时一心就是采访、拍照，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当中，我当时想到的只是自己的使命，将受灾区的惨状和人们在灾难面前团结友爱、奋勇救人的感人事迹尽快发回总社，从未将自己个人和这场灾难联系起来。但真正自己将要和建立了深厚友情的朋友道别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已和这场灾难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第一时间动身前往灾区

   5月12日中午，午休过后坐在电脑前工作时，突然发现自己有点头晕，紧接着就感觉大楼在晃动，听到门窗和墙之间发出的“咯吱咯吱”的响声，我意识到这是地震。我和在其他办公室的同事何俊昌、李明放确认这是地震后，何俊昌立即和国家地震局取得联系，得知四川发生了7.6级的大地震。我立即和当时在办公室的何俊昌、李明放商定，我们需要准备好动身前往灾区。不一会儿陈树根组长在请示部领导后，我和何俊昌在第一时间动身前往首都国际机场，在12日下午4点前我们两人就到达机场候机楼，成为最早冲出新华社大门、准备前往四川的总社记者。但由于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地震后封闭，我们只能在机场苦苦等候消息，在国航特殊柜台前随时打探消息。在此期间，我和何俊昌在第一时间都发出了“前往成都的乘客问询、退票、拿行李”等图片新闻。在得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当天将完全封闭的消息后，我们在国航工作人员的帮助下，买到了前往重庆的机票。并于当晚零时左右到达重庆，开始了自己抗震救灾的第一步。

我的第一个救人画面

   我们和重庆分社取得联系到后连夜驱车从重庆赶赴德阳，14日清晨抵达绵竹汉旺镇。在临近汉旺镇时，天已大亮，但看到路旁建筑损坏的程度并不大，开始还没有太在意，但随着不断接近重灾区，完全倒塌的房屋开始出现在自己的眼帘，看到了受伤群众在路边等候救援，看到人们用手推车往外运送尸体。此时我才开始认识的灾难的严重性，心情开始变得沉重起来。当赶到汉旺镇武都小学时，看到不少预备役民兵和当地消防人员在倒塌的教学楼利用简单的工具和器械救助被掩埋的学生。在此地我和何俊昌大概采访了两个多小时，小雨在不停的下，人们静静地围在倒塌的教学楼周围等候救援人员的消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具具小学生和老师的尸体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就是没有生还者的下落。听救援人员说，里面还有活着的学生。我决定等下去，一定要拍到救援成功的照片。大约在9点24分左右，第一个活着的小学生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出，满身灰尘瓦砾、眼神发呆的小学生成为我在灾区拍到的第一个被救出学生的画面。此时，我开始出现焦急不安的情绪，手有点颤抖，恨不能自己也加入到救人的行列中去。但想到自己的职责后，我开始慢慢镇定下来，开始目不转睛的拍摄救人的每一个环节。由于我是在一个两段倒塌的墙上搭着的一个预制板上拍摄，并没有意识到危险性，不断被救援人员劝说退下。就这样我上上下下，拍摄了大约10分钟后，第一个被埋的的学生被成功救出。

    由于该学生被掩埋的地方是一个楼梯，其周围满是已没有呼吸的同学和老师，下半身还埋在瓦砾中这名小学生在救出之前，目睹了从其眼前抬出的多具同学尸体。当时救援人员意识到，目睹到这些惨状将会对该名小学生心理产生极大的伤害后，用一顶安全帽将这名学生的双眼挡住。每回忆到此场景，我的心就在痛。在过后的半个多小时内，救援人员先后救出一个失去意识的小男孩和一名意识非常清醒的女学生。特别是这名意识清醒的女孩手中一直握着钱，曾向救援人员哀求道：“叔叔，我这里有两块钱，给我买桶水好吗？”但医护人员害怕她有内伤，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只是用矿泉水的瓶盖装一点水润润她的嘴唇。何俊昌拍摄的该名女学生伸手待救和我拍摄的救援人员握住该女孩手的画面成为第二天众多报纸的头版或主打照片，甚至刊登在第二天国外媒体上。

   成为第一批探明陆路从西线可达汶川的中央媒体记者

14日，我们返回成都后，接受前指的安排，与四川分社文字记者肖林、总社二遍室崔峰、重庆分社女记者茆琛和重庆分社司机王师傅一同踏上探查西线能否抵达汶川的冒险之旅。开始，前指给我们下达的任务是挺进汶川，最终到达茂县，一路采访，向外界发布这些灾区的灾情。因为当时，只有汶川、茂县、理县杳无音信，人们还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灾情到底有多严重，人们焦急地想知道这些地方的状况。从开始接受任务，我们就知道这是一条极为艰险的路程。这前年我多次到四川出差，对四川山区的道路还有一些感性认识。去过四川游玩的人都知道，四川的山路路况极差，有时车速只能开到20—30公里。接受此项任务需要至少两天两夜的路程。而对摄影记者来说，这绝对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将拍摄最好的时机断送在路上，这对于一个摄影记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们一行五人14日早上出发，整整奔波两天一夜，行程700公里，途经雅安、泸定、康定、丹巴、马尔康，最终抵达理县，成为首批抵达理县的中央媒体的记者。抵达理县境内后，我们用快讯播发了小分队抵达理县的消息，并在当夜播发了从西线至汶川通车的消息。这条消息播发后，在全国特别是在灾区引起很大反响，救援车队开始陆续沿着这条被誉为“救援生命线”线路源源不断的开往汶川。为此，开始我们还为自己的努力最终有所收获而兴奋，为探明一条救命路而自豪。但随后发生的一切，又让我们反思，从内心深处感到对不起在通往汶川路上牺牲的救援人员和其他各界人士。虽然我们快进入理县在高家庄受阻，在山体流石不断的状况下冒险通过被称之为“死亡路段”的距离理县县城20公里的路段，但当我们准备前往动身汶川时，随后发生的一切，让我们不得不继续停留在理县。5月16日下午，理县附近发生了一起5 .9级的余震，通往汶川的道路再次受堵。而这一次余震，在我们内心将会是一段永远抹不去的记忆。余震发生时，我在理县县委宣传部办公室整理上午拍摄的照片，准备发稿，其余3名记者在理县招待所吃饭。当时在办公室除我之外，还有理县宣传部余部长和司机王师傅。大家在北京也都知道，汶川大地震后，灾区余震不断，我已习惯轰隆隆一声之后，大地开始摇晃的余震。但这次余震，开始让我知道防不胜防余震的厉害，从此后我也开始不敢在灾区房屋内停留很长的时间。当余震发生时，理县县委的大楼开始摇晃，大楼开始发出咯吱的响声，余部长大喊一声：“跑”，我开始随着余部长向楼外冲去。我当年百米速度曾达到13秒20，在一般人中成绩可谓相当的好。此时此刻，我使出全身的力量冲出楼外，紧随余部长之后，再看司机王师傅也跟着从楼内跑出，所有人面色惊恐，不时互相安慰。等余震过后，我又冲进县委宣传部，拿起相机拍摄因余震引起的山体滑坡。同一时间，理县小分队的其他文字记者在理县招待所被困，由于该招待所三面是楼，无处逃生，最后他们和当地群众合力将一堵墙推到，逃到安全地带。待他们回到县委，冲进办公室抢出电脑等设备后才发现我没在场，问周围的人也不知道，焦急万分的他们立即发布快讯。这才有了后来网上流传的新华社记者遇险、一人失踪的消息。这时，此时新华社各路记者记者通过各种方式到达汶川，而汶川至茂县的道路又没有打通，遵照前指的命令我们开始在理县驻扎。在此期间，我拍摄了首批外国游客开始撤离灾区、灾区首家银行网店开始对外营业、首个投入到抗震救灾的部队等一些新闻的图片。但这时从各种渠道得来的消息也让我们开始不安起来，首先，每天通往汶川的生命线事故不断，不断有人被送到解放军医疗救助点治疗，死伤惨重。我们又开始为那些多少和我们有关的死伤人员而悲伤。随着灾区雨水不断，四面环山的理县遭遇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危险在不断加剧。我们为此多次搬家。直到今天，我还在思考，探明通往汶川的生死线有我们的功劳，但死伤惨重的现实也让我们悲伤，成为我们心头的抹不去的阴影。被困理县也使得我们小分队成为最后一批撤回成都的第一批前线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