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漫画家王益生老师

                                               野  军

我初次见到王益生老师，是在1960年4月的一天，在《劳动报》美术编辑部。我当时不到十九岁，是个美术爱好者，在一家制药厂当工人。爱好文艺的我，常常在工余时间写诗和小说，还画画，试着给报刊投稿。有一次，我画了一幅通俗漫画《爸爸和妈妈一个样》，有四开报纸那么大，而且是彩色的，反映的是当时的里弄新貌。我把画投寄给了《劳动报》，想不到很快就收到了编辑部来信，通知画稿被采用了，写信的正是王益生老师，他还约我去编辑部见面。这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来说，欣喜之情难以言表。

 我记得，那时《劳动报》和《解放日报》是同一报社，在一幢大楼，在上海福州路274号（现在为300号）。我找到了《劳动报》美术编辑部，王老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三十岁模样，穿一件藏青色的中山装，个子不高，挺和善。交谈中，他鼓励我多创作，要我打好绘画基础，画出更好的漫画来。还向我介绍了编辑部的吕再良和施琦平两位老师。他们和王老师一样，也是著名的画家。

“五一劳动节”的前几天，我又收到王老师的来信，通知我去市文化宫参观一个画展，并说我那幅《爸爸和妈妈一个样》通过评审，也得到展出了。那天，我按约定日期和时间来到市文化宫，同时来参观的还有好几位《劳动报》的美术作者。王老师带着我们上楼参观，我记得很清楚，他向大家介绍了我和我的那幅画，说这幅画题材和表现手法都比较新颖，不落俗套。其实，我在创作时根本没想到这些，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创作的。

 刚过“五一”，我的那幅画在《劳动报》发表了，编辑部还汇来五元稿费，相当于我当时一个月45元工资的九分之一。

从这以后，我又给《劳动报》投寄了几幅画，有的被淘汰了，有的是由王老师修改后，用我和他的署名发表的，他的署名是“土干”。

不久，漫画发表的阵地越来越小，作品很难发表。我和王益生老师联系也少了。直到1990年4月，我的一篇童话《胖子国和瘦子国》在《童话报》发表，是王益生老师画的插图，我才通过编辑部和王老师取得了联系，向他问候。他那时已经六十多岁，退休在家。

 2008年3月11日，我在《新民晚报》上看到王益生老师因病于3月8日去世，享年79岁的消息，心里说不出的难受。听美术界的朋友说，他虽然担任过上海漫画家学会会长，但是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我们社会体制所产生的弊病，受到不公正对待的人何止千万？我默默地给王老师送上心香一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曾经对一个当时身处逆境的年轻人，热情地扶上了一把。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师长、一位尽职的美术编辑和漫画家。

                                                           2009.9

       1960年5月我的第一幅发表在《劳动报》的漫画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