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的夏天，接到母亲从中国来的电话，“给你预备结婚的房子卖了，以后你回国只能和我们一起住了哦”，母亲在电话那头打趣的说。

“好，我知道了。”

那是我到澳洲留学的第二年。


第一道起跑线 

一场本不该发生的初恋在不该结束的时候，高考前，结束了，那一年的高考，我的分数只能上二本。在老师惋惜的眼光中，我看到了和一本同学的分岔口。

整个暑假，我无所事事，在默默收拾行李中度过，父母的失望能从每顿饭绝不更改的菜谱里看出来。我不知道别的失败者怎么熬过3个月的时间，班里自发组织了胜利者联盟和各种庆祝活动，但是没有失败者联盟，所以我无法联系到战友们获取经验值。

虽然失败者没有公会，交流会，车友会，但大家还是冥冥中聚在了一起，我们都有一个特点，交谈中从来不涉及高考的话题。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也不知道当时那个战时同盟会的同学们到底考了多少分。

无所事事的我觉得心里空空的，不是因为高考失利，而是没有人告诉过我失利以后该怎么办。所以，我想我只能走上一条不归路，上二本吧。

暑假的结束预示着大学的开始，我带着低调的心态踏上了旅程，上火车前，收到一条内线的短信，才知道原来我的录取大学竟然是战时同盟会里最好的一所！我立刻把低调的心态调整成鹤立鸡群模式，平静的给战时同盟会的所有同学们群发了一条告别短信，内容大致是这样的：我要去xx大学了，你们也要加油啊！

在痛苦缝儿里找乐儿，
这是第一道起跑线带给我的启示。



第二道起跑线

大学四年我为自己安排了4个主修课程：篮球，电脑游戏，跳舞，恋爱，而为了更多的钻研主修课程，达到业务上的精进，我把学校的课程安排成为了辅修。

大一的时候，我是很喜欢去上辅修课的，因为辅修课程往往能让我感觉到学费的物超所值。大学老师能把书本上的东西一字不漏的复述一遍，而不加入任何自己的意见，可见我校老师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教学理念，也深刻的体现出大学比高中的教学模式先进不少。为了让老师讲课的时候不分神去回应每个同学的眼神，很多同学都自觉的静静躺在书桌上休息，更有尊重老师的同学怕自己的鼾声打扰到课堂的宁静，默默的就从后门走了。

每次期末，按照老师一字不漏的教学原则，我们也遵循一字不漏的抄袭原则，把课本的重点部分一字不漏的抄在书桌上，笔袋上，墙上，手上，矿泉水瓶内侧，即使我很少去上课，每次也都能考出不错的分数。

当然，出勤率太低和考试抄写课本被发现了以后，会有班主任找你谈话的可能性，但是我的班主任大学四年只见过2次，入学时和毕业时，平时见不到人，也不管我们，任我们玩耍，我想那时候是我冥冥之中第一次和澳洲有了联系，因为那就是澳洲农业典型的放养式管理啊。

这样的四年，我现在想想是虚度的：
一，和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一样，我什么也没有学到，学到的也不知道怎么用；
二，和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一样，我不知道毕业该干嘛；
三，和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一样，我的爱情毕业后也夭折了；
四，和百分之九十的大学生一样，最好的朋友还是高中那帮人；
五，和百分之九十高考失利的大学生一样，我经常在后悔中度过；
六，和百分之九十的普通二本大学生一样，我预感到毕业等于失业，但又无能无力，因为那时候的我还不明白一个道理，学历不重要，能力才重要；
七，大学里我做过唯一自豪的事情就是，没有加入学生会，这把勾心斗角从我生活里往后推迟了好多年。

凡是没有意识到学历和能力哪个重要的人，都会长期陷入对自己非名校毕业的深深懊悔和自卑中。名校＝未来，这样的理论是小时候由一群非名校毕业生（对，我说的就是我们的父母和老师）教给我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做不到，但是眼光却只看到名校的光环，于是就想当然的把未完成的梦想转移到了我们身上，甚至忽略了身边无数成功人士非名校的背景。

当我年薪500万的时候，我会自豪的说自己是牛津毕业生，因为我的学历和工作匹配，闲话播报站的大妈们会义务帮我宣传，给我父母脸上添彩。

当我年薪5万的时候，我会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牛津的毕业生，因为我的学历和工作不匹配，闲话播报站的大妈们也会义务帮我宣传，给我父母脸上抹黑。

说到底，一份好工作才能体现学历的价值，否则学历只能成为一种拖累，
这是第二道起跑线给我的启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