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闪耀古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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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鍾記郵(5516)三星闪耀古蜀地
本家老师游走川蜀,从广汉寄给我一枚明信片。也许很多人对广汉不太熟悉,如果说“三星堆”呢?那绝对的大大有名,如今的华夏大地还有几人不知三星堆呢?明信片的主题就是“三星堆文物图集·大立人”,明信片上还加盖了广汉三星堆邮戳、三星堆风景日戳。还是博客时代,通过集邮认了是一位广汉的朋友,2009在洛阳还见过一面。那时候就知道广汉有个三星堆,也仅仅限于知道。中国邮政2004年发行了一枚异形普资明信片,形状就是三星堆纵目面具。2001年、2012年,2024年三星堆三次登上了国家名片。
在四川盆地北部的成都平原,沱江支流鸭子河畔的广汉市西郊,一处沉睡数千年的文明遗址——三星堆,以其惊世骇俗的文物遗存、神秘莫测的文化内涵,改写了人们对中国上古文明的认知边界。作为古蜀文明的核心载体,三星堆遗址不仅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大格局,更孕育了集保护、展示、研究于一体的三星堆博物馆。从土壤中唤醒的万千文物,如同散落在时间长河中的星辰,在广汉这片土地上勾勒出4800至2600年前古蜀王国的辉煌图景,成为解读长江上游文明的关键钥匙。
广汉这座地处成都平原北部的历史文化名城,北距德阳26公里,南距成都38公里,自古便是沱江流域的交通要冲与文化枢纽。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治西十五里,有三星伴月堆”的记载,早已为这片土地埋下了文明的伏笔,“三星”指马牧河南岸三座孤立的黄土堆,原为古蜀都城的城墙遗存,因形似星宿散落而得名;“月”则是北岸状如弯月的月亮湾台地,“三星伴月”的地理奇观,恰是三星堆遗址的古称由来。
广汉所在的成都平原,是古蜀文明的核心繁衍区。《华阳国志》记载古蜀国“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嶓”,勾勒出其广阔疆域。《蜀王本纪》中“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记述,虽带有神话色彩,却印证了古蜀文明历经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阶段的漫长演进。数千年里,成都平原先后孕育了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等文明,三星堆文化以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成熟的城市规划与完善的祭祀体系,成为古蜀文明的巅峰之作。
三星堆的考古历程,是一部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发展缩影。1934年,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葛维汉团队的首次正式发掘,被郭沫若誉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共和国成立后,经过四次正式调查发掘,证实其为古蜀都城。1986年,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堪称划时代突破,近2000件青铜器、玉器、象牙、海贝的出土,让“沉睡三千年,一醒惊天下”成为现实。2019年至2022年,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再添1.4万余件编号文物,丝织品残痕、青铜神坛、黄金面具等新遗存。2022年以来,玉石器“生产车间”、古城水门与城门的发现,进一步证实距今3000多年前的三星堆古城已具备清晰的城市规划,形成了“北有宫殿区、手工业作坊区,南有祭祀区”的功能布局,马牧河穿城而过的水系规划,更彰显了古蜀先民的智慧。
三星堆遗址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既彰显鲜明地域特色,又深度融入中华文明整体的双重属性。遗址出土的文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独具古蜀风格的遗存,如青铜立人像、纵目面具、爬龙柱形器等,造型诡谲、工艺精湛,打破了传统青铜器的认知边界。另一类则与中原及长江中游文明存在紧密关联,玉戈、玉琮、青铜尊、陶盉等器物,虽在纹饰风格上保留本土创新,但器型制度明显受到夏商文明影响,实证了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互鉴。祭祀坑埋藏年代集中商代晚期,这一精准纪年为厘清古蜀文明与华夏文明的演进脉络提供了关键依据。
为集中保护、展示和研究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三星堆博物馆于1997年在遗址东北角建成开放,采用“建筑、文物、陈列、园林”四位一体的布局,成为首批国家4A级景区、国家一级博物馆和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成为传播古蜀文明、展现中华文明魅力的重要窗口。三星堆博物馆不仅是文物的“栖息地”,更是文明研究的“实验室”与文化传播的“桥头堡”。通过举办专题展览、学术论坛、科普教育等活动,让古蜀文明走出象牙塔。博物馆不断创新传播方式,让千年文物“活起来”。更重要的是,博物馆作为三星堆遗址与金沙遗址联合申遗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推动古蜀文明走向世界,成为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古蜀文明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原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等交流互鉴、共生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青铜尊、玉琮等礼器的共性,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三星堆的发现与研究,不仅改写了中国上古史的叙事格局,更在文明认知、文化传承、精神凝聚等方面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三星堆实证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鲜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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