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建辉

第四篇 日本德育与安全健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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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教育，是学前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可见日本对幼儿成长的关注，他们深知：一个缺少自然而快乐童年的人，很可能成为精神残疾；这于己于人于整个社会，都将是悲剧。童年的自然快乐，不能或缺母爱的滋养；一个人充分享受过母爱，才有其一生的幸福。据说，日本女性生产之后，按照法律规定要回家带孩子，以确保孩子三岁前能充分地享受母爱。日本“震”而不惧的社会文明，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真爱，它超越动物本能。因此，父母才不惜让孩子“青一块，紫一块”去接受挫折教育，但这绝非为“做人上人”而逼迫孩子去吃“苦中苦”。因为，培养幼儿对他人的信赖感、自立与合作，是日本学前教育核心内容；而培养庄重与神圣感，又是其礼仪训练的基本目标。

无论“苦中练”还是“玩中学”，日本教师“在实践中教的无非三项：一，如何与同学相处；二，如何礼貌对待长辈；三，如果靠自己解决问题。”然而，缺失幼儿教育的我们具有这三项能力吗？近百年前，鲁迅先生就呐喊“救救孩子”，可如此的呐喊者被视为“狂人”。于是，被“吃”掉童年的我们，将会给自己的孩子怎样的童年呢？真不敢推想。难怪有人很极端地说，中国人不配生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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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食育”，形成独特的饮食文化，让德育渗透其中。政府免费供食，不仅保证孩子身体发育所需要的营养和热量，而且通过共餐形式摆脱因家庭贫富而生的自卑或优越感，培养公平意识，强化个人与他人的合作精神。

这确实值得中国借鉴学习。只是“食育”，对“民以食为天”的国人，大概闻所未闻。历代统治者也总把“解决国人吃饭问题”当做天大的政绩，为保持这样的政绩，又总迫使国人在温饱线上挣扎。即便到了今天，国人为三餐疲于奔波的大概也不是少数。且不说上班族，单是上学的孩子，一日三餐，差不多像机械添加燃料一般，谁还奢谈什么“食育”？

不过，国人倒不缺名目繁多的饭局酒宴，或交易，或交流，也制造颇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但这样的文化，又未必有“育人”的文明，反倒有不少精神污染。因此，为“正能量”计，中小学生多被禁止参与饭局酒宴，“食育”也就无从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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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是个求真务实的国度，学校任何设施，都承担教育功能，而非摆设。比如保健室，不但让孩子到此接受诊治，其治愈率高达99.2%，而且这里也成呵护国民健康身心的场地。而中国的中小学，这样的场地设施，即便有，不少也只是形象工程的点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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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避体育伤害风险，责任社会化，有很清晰的法规，比如《日本学校安全会法》。体育设施完备，体育教学严格按照体育教学大纲进行。这样体育课，自然成为了必修课，而不是可有可无的“槽头肉”。中国校长们最担心的莫过于安全事故，不敢开足开齐体育课。一旦出事，追责又多是“依权而定”；权力越小，责任越大，权责边界模糊不清。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也是现在中国孩子体魄远不如从前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防止体育伤害，日本行政部门会定期不定期的编印并下发有关安全管理与事故防范的资料；可见，他们做事认真而细致，而不是为了检查而造形式走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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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有校园暴力欺凌事件，特别是发生了“池田小学生杀伤事件”。但对那惊动了朝野的数据（2012年上半年全日本中小学被确认的欺凌弱小事件达144054件），我想追问：“欺凌弱小事件”如何定性的，比如孩子吵架有辱骂，算不算事件？通报事件的多少与校长教师的工作业绩的好坏是否钩挂？我想：一个社会对弱者保护越重视，对这类事件就越能敏感，而通报此类事件的积极性也就越高；在此背景下，校方关心的是如何取得支援和解决问题，而不会简单将问题归因于教师的工作吧。

不考虑上述我追问的两点，就简单推论，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此书前面对日本基础教育的世界领先地位的推介。难怪“爱国心”超强的中国教育专家读到这一节时，不禁感慨“对日本教育的猜想大错特错”；大概想说：你看，日本也不过如此，还不如我们中国呢？

这不能不说作者思考空间被中国问题意识局限后，其介绍叙述的文字，却给了某些民族精神饱满的中国读者顿生优越感留下了想象的空间；造成如此的误读，确实遗憾。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而误解了作者，但愿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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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质疑的还有，在此篇中，作者还有这样的一些缺乏背景的介绍。比如安全教育中，要求中小学生不要走行人稀少偏僻的道路，与陌生人打交道保持应用的警惕，不要跟不相识的人走等等（见该书99页）。还有为了孩子的安全，成人组织了“老人特工队”、“妈妈特工队”，地方自主成立学生保护团体达12826个，防范学生安全志愿者团队达19515个（见该书101页）。如此的介绍，让人觉得日本社会，也是“处处有陷阱，步步须小心”。治安如此糟糕，只能说明其教育的失败，这岂不与前面几篇介绍日本教育的成功形成冲突？可见，这资料数据的采样，不同程度地被中国问题意识所框定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