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系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局长，物理特级教师)

         一个多月前，罗朝猛老师给我寄来了他撰写的《亲历日本教育》一书，给我提供了深入了解日本教育的视角和机会。这是一本很有特色的书。囿于篇幅，在此只谈两个方面的感受，现综述如下。

      一是积极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有几个重要的标志：一是学校有自己的办学章程和制度体系；二是学校不是通过“人治”来办学，而是依法治校；三是学校实现自治，自主发展。

       从罗老师在书中介绍的情况看，近些年来，日本在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方面，重点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积极推进学校自治。也就是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工按照共同的愿景组建成一个团队，依据教育法规以及教育的规律来运营学校，尽自己的教育责任。这需要做出多方面的改革：从教育行政的角度看，要从过去习惯于发布指示、命令的管理方式，转变为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提供指导、援助等服务活动；要从过去由行政机关决定教学的进程、内容等转变为给学校更多的裁量权，由学校自主决定教育计划、活动和有关事项。从学校管理的角度看，校长的自主权比过去大大增加，包括在课程设置、招聘教师、预算编制、财务运行等各方面都需要校长做出有针对性的决策；教师的任务也不仅仅是完成教学计划，还要就学校发展的重大问题、学生成长的诸多问题等发表观点，共同促进办学愿景的达成。

        第二，加强对学校办学的评价。教育督导，是评价学校办学状况最重要的途径，在我国正在推进的教育综合改革方案中，特别强调“管办评”分离，就是寄希望于相对独立的教育督导体系，对学校的办学状况进行更加有效的监督。在日本，最近几年的发展趋势是：现代教育督导正从常规的督导转向学校评价。他们秉持这样的督导理念：督导不是对教育的监督，而是专门为教育的各个方面提出建议，以促进儿童更健康地成长。

       所谓学校评价，是以帮助学校改善为宗旨，以检验学校目标达成情况为落脚点。评价渗透到日常教学活动中，把校长领导力作为评价的主要因素之一，其次是教职员工的改革意识。督导过程重“导”轻“督”，终极目标定位在帮助学校改进办学，最终形成特色学校。

        除此之外，日本还开始构想实施学校评议员制度。聘请学校以外对教育理解有见识者担任学校的评议员。在学校和学生家长、学校和当地居民之间架设合作的桥梁。日本的这种做法，与我国正在开始探索的法人治理结构是很相似的，其基本构成要素就是“学校理事会＋学校章程”，这也是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今后一个时期新的探索点。

        二是缜密研究课堂教学问题。教师的听课与评课，是专业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也是教研活动的主要形式之一。我们很多学科的听评课活动，就像是对授课教师的一场审判，会对教材的处理、教学技术的应用、教学流程的设计、思维层级的递升……等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评述，遇到几位言辞锋利的“专家”，常常会将授课教师评得满脸通红。

       在日本，有一种与我们的听评课全然不同的文化。老师走进一间教室听课时，要明白听课的几个要点：一是要搞清楚学生在什么样的场合下才能形成学习？二是发现学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能有困惑，产生困惑的原因是什么？三是反思自己通过观课，学到了些什么。因为有这样的听课要求，教师在听课的时候，往往不会坐在教室的最后面，而是围坐在某一学生小组的周围，仔细观察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教师的听课笔记也大有深意，因为授课的教师不可能同时兼顾到班级里所有的学生，对他们的课堂表现不可能完全把握，听课教师的笔记可以帮助授课教师更加深入到了解学生学习的细节。

        听完课之后的评课，也要遵循相应的原则。第一，研讨的重点不是放在“应该如何教”的问题上，而是基于课堂所发生的事实，讨论“孩子在哪些方面学习有效，在哪些方面出现瓶颈”。讨论的中心不在于对教材的解释与评论教师教学技术的高下，而是基于课堂中每一个孩子的学习具体事实；第二，在研讨中，观摩者不是提出对执教者的“建言”，而是阐述自己在观摩了这节课后“学到了什么”，透过多样性的交流来学习；第三，在研讨过程中，观摩者不应缄默不语，应当实现不受高谈阔论者与评头论足者支配的民主型研讨。在课后的讨论中，教师们常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课后反思上，甚至不鼓励观课者给执教者建议。他们认为：教学方法对于每一个教师而言都是独特的，给别人建议还不如自己在课堂上进行试验。

         这样的一种文化，有利于教师放下戒备的心态和恐惧的心理，能够心平气和地开设体现自己教育思想的公开课，供大家来讨论和交流。上课的优劣、提问的技巧、预计教师自己对教材的钻研程度都不是研讨的重点，从课堂的事实出发，讨论学生的学习是如何进行的，哪些地方进展顺利、哪些地方出现了障碍，是教学研究的核心。这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教学改进和专业成长，更是将“以学生的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真正落到了实处。

                    （  此文刊于2016年4月13日《东方教育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