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是年，我刚好34岁，连日语五十音图中的あいうえお都不会的我，赶上了原国家教委在全国中小学在职教师中选拔人员公派至日本研修的机会，经过单位推荐和选拔考试，在设于东北师范大学内的中国留日预备学校，完成出国前的三个月集中语言强化培训之后，有幸成为我国当年以教员研修生的身份公派赴日留学的13名中的其中一员。

     1997年的金秋10月，我来到了比邻日本海的国立新泻大学，在这里与来自于世界其它国家的公费研修生学习了6个月的日语。在学习日语的空隙，便一头扎进了大学图书馆，尽管语言还没有完全过关，但对于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的兴趣驱使我硬着头皮查阅有关的图书资料，为今后一年的专业学习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经过半年的语言学习之后，1998年4月，便来到了一所日本新型研究型师范大学——上越教育大学，该大学以培养在职中小学教师攻读硕士学位为主，我的同学大部分是有过中小学教师经历的日本人。我主修的专业是教育评价，师从博士毕业于日本筑波大学的田中敏教授。导师田中教授对所带的学生都要求极其严格，每周学生都要集体在他的研究室里，轮流对自己研究的课题进展情况进行交流与报告。和这些日本中小学教师在一起，我发现了自己许多“天生”的不足，比如，他们所拥有的利用网络收集信息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他们作实证研究的科学精神与研究方法等。

    在上越教育大学学习的一年间，除按要求完成导师指定的课程学习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泡在图书馆进行有意识地自主学习。学习之余，主动与被邀请到过当地的不少中小学考察并参与他们的“综合学习”，与日籍英语教师“同堂”给日本中学生上英语课，参加过小学生的社会综合实践活动——插秧，参加过有日本学生家长参与的有关环保教育的课题研究活动等。通过亲临日本中小学第一线，激发了我要深度了解日本教育的欲望，同时引发了我对日本教育理论研究的兴趣，于是便拿起笔，斗胆写出了介绍日本基础教育改革的文章，先后从日本寄给《中国教育报》、《国外中小学教育》等报刊，这些“小豆腐块”的文章也陆续见刊发表。

    1999年4月，眼看在日研修的时间快要结束，一方面忙于大量复印与购买有关日本教育的图书资料，一方面着手与导师告别。尽管导师再三挽留我继续攻读学位，但在按期回国服务还是继续留日的问题上，我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前者，在与导师依依不舍的话别之后，便扛着沉甸甸的两大箱书籍与资料踏上了回国的征途。

    自回国重回中山大学附中工作之后，对日本教育研究的兴趣更加浓厚。有时为了弄懂有关日本教育的问题，便发电子邮件向日本学者请教。有时为了买到日本教育法学会出版的最新期刊，就委托朋友从日本寄回。每次出差北京，总要去国家图书馆借阅或复印日本最新教育方面的文献资料。

     为打造我校初中部特色，也为发挥我们从日本留学回校教日语的优势，2000年，我校开设了“英·日双外语”特色班，有幸成为该班的首任日语老师。迄今为止，我校已先后延聘四位日本籍教师。为力推我校日语班教学工作，我们数次邀请日本驻穗领事馆领事到校为学生开设日本教育与文化的讲座，也数次邀请广州日本人学校师生、中山大学日本留学生等来校交流。在参与我校日语特色班创建过程中，无形增加我了解日本及日本教育的频次。

     近5年来，阅读日本《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世界日报》等日本主要媒体网站的教育板块，浏览日本文部科学省、日本教育政策研究所官方网站等，已成为我每天的“必修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近些年来，主动写稿与完成约稿相结合，在《比较教育研究》、《上海教育》、《中国教育报》等报刊发表有关日本教育文章近百篇，其中有些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为此，有些朋友跟我开玩笑，说我是“日本教育通”。这样看似一句忽悠我的话，其实是在勉励我继续努力。

      2006年暑期，我带着已上高一的女儿跟团游历了东京、京都、大阪，坐车“登”上了富士山的半山腰，再一次与日本零距离接触，多了一份对日本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认识与了解。白天游览风景名胜，晚上回到酒店拿起笔把白天所见所闻进行整理，记下了对日本这个国度的印象与遐思。有时，为某种现象或见闻与女儿争得面红耳赤，直到将对方完全说服。

     2012年暑假，受学校安排，我和另一老师带领我校30多名日语特色班学生赴日本开展游学夏令营活动，除游玩东京迪士尼等地方外，我们大多数时间是在我曾经留学过的日本新泻县度过的。我们先后参观了新泻县（级别同我国的省）厅，与日本中小学生同住新泻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一种供中小学生体验生活的公益性社会组织机构）；参加了新泻市组织的职业学校报读与就业体验式推广会；造访了新泻大学并参观了大学农学实验室；与新泻大学附中师生进行了深度交流。通过这次的暑期夏令营活动，又使我对日本教育有了更加理性的认识，又为我研究日本教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第一手材料。

    留学日本18个月时间，除了学习，还有一些人与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有些活动给了我难得的体验，这一切都值得记叙与珍藏。

     1997年10月5日，我从东京坐新干线到新泻，子弹头式的车头，流线型的车身，时速每小时250公里的速度，让我感叹日本技术的先进。当我所带的行李箱通过“宅急便”从东京成田机场直接配送至我所在的新泻大学留学生宿舍时，打心里佩服当时日本物流业的发达。

   记得刚到新泻大学没几天，我们同学约好到新泻市市役所办理外国人登陆证，在我们坐电车（日本称谓）从大学前站到新泻市区途中，有同学不慎丢了钱包，遂即向车上工作人员报告，等到我们到达目的地时，车站工作人员将同学所丢失的钱包亲自送到他手上。在今天看来，像这种拾金不昧的事情在日本相当普遍。

    在日本留学时间虽然只有18个月，但参与大学及社会机构组织的各种体验活动却很多。先后走访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的故居，到日本海上的一个名叫佐度岛观光；多次被邀请去日本普通百姓家做客，与他们同吃住，好心的日本家庭还带领我参观周边的风景名胜，有对村上夫妇对我特别热情，在他家吃神户牛肉的印象还特别深；受邀与他国留学生一道野外烧烤；新泻大学留学生中心组织我们外出滑雪；中村教授冬天带我们去泡温泉，冬天清晨开车带我们去观赏来自西伯利亚的白鹭；曾留学上海师范大学的柴田老师，心直口快，性格一点都不像隐藏得很深的日本人；清纯、亮丽、卡哇伊的留学中心工作人员渡边老师甜美、热情，这一切都历历在目。

    有些糗事在此晒出来，唯恐读者见笑。1997年的圣诞节，我和与来自约旦的同学坐火车到东京，由于语言不通，在火车上成功“逃票”，被工作人员放了一马。为全面了解日本社会，也为丰富自己在日本的体验，因非法打工两度与日本警察过招。

    2011年3月，东日本突发大地震并引发海啸，我第一时间便想到了在上越教育大学曾担任我“辅导员”（tutor）的齋藤健，他是日本茨城县的一名初中英语教师，我在上越教育大学学习时，他脱产攻读教育硕士学位，我们同一位导师。学校安排他负责我的学习与生活，我们关系处得不错。东日本大地震并引发海啸，齋藤健老师工作与生活的地方遭遇地震的侵袭，因没有联系方式不知他及家人是否逃过了这一劫，但默默地为他祈祷。有感而发，便写下了《日本何以临“震”不惧》一文，以此祝福与怀念那些在大地震中幸存或遇难的日本民众。

     有缘千里来相会。2012年带学生到新泻大学附中访问交流时，巧遇15年前在新泻大学曾担任我“辅导员”的玉井博史老师，小伙还是那样帅气，那样热情。听他说，自从新泻大学研究生毕业之后，就被留在了大学附中教授日本语。由于我们在新泻大学附中交流时间很短，匆匆便于玉井老师话别，期待下次再见。

    为了和我国中小学教师分享笔者研究日本当下教育改革的“成果”，笔者把近些年所发表的有关日本教育的文章以及未发表的少许随笔进行了分类整理，已交由福建教育出版社以《亲历日本教育：一位留日教师的点墨走笔》为书名于今年12月出版。此书不是理论专著，它是笔者留学日本、游历日本、考察日本用心所写下文字的“大杂烩”，当然更多关注的是日本自跨入新世纪以来，从教育法制到教学实践的变革，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其主要内容涵盖日本教育法制、日本教育行政改革、日本中小学教师管理、日本道德与安全健康教育、日本教育综合改革和日本教育改革未来走向。该书内容不仅囊括了日本教育改革的“进行时”，而且对日本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将来时”也作了前瞻。

     近10多年来，日本先后修订《教育基本法》、《学校教育法》和《教职员资格法》等，成立政府内阁“教育再生会议”机构，出台教育振兴第二期计划，大力推行教育地方分权，适时修订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力促课堂教学改革，该书对上述主要内容都要涉猎。笔者认为，《亲历日本教育》一书，对当下正在进行的我国教育改革，尤其是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或多或少有些借鉴意义。对欲了解日本教育的中国学者、教育行政人员、中小幼校（园）长和教师，也许能打开另一扇窗。

 （文章来源：罗朝猛新著《亲历日本教育：一位留日教师的点墨走笔》，2015年12月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