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硕士研究生李鹏不幸身亡半月后，上海焦耳蜡业有限公司的网站依然可以打开。透过网站，人们能够看出，即便是一个纯粹的产业链上游，小规模特种原材料供应企业，依然可以看出珠三角与长三角企业之间的微妙区别：从品牌名称到标识，焦耳蜡业拥有海派文化特有的洋气。这种洋气甚至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从一个仅仅拥有两百平方米破旧厂房、两三个非专业工人的手工作坊式的小型企业，变成一家足够优质的企业，甚至在未来，上市、转型金融操盘手、出国并购……

拥有儒商称号的张建雨一定想过这些美好蓝图。在记者笔下，张建雨是个无心学术、只关心赚钱的“商人”式学者。在课堂上照本宣科之余，更愿意谈赚钱与人生价值实现。

然后，开着他那辆酒红色的沃尔沃，消失在大上海的茫茫车流中。

师生关系还是雇佣关系？在报道此事的时候，很多媒体关注并且表达了象牙塔内的关系“异化”。而看看关于此事件的网民评论，更是能够体会到毫不掩饰的愤怒：一个大学教授，不好好教书钻研学术，却爱钱，去开公司，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情吗？一个板凳枯坐，安贫乐道的知识分子，是民众对于大学教授最美好想象。

比如，刚刚去世的杨绛和她的先生钱钟书。

如果说，民众反映和舆情诘问是研究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中的正常之处，那还有另外一个正常之处，就是华东理工大学的“鸵鸟态度”。学校拿出2007年的文件，文件明文规定，该校教职工不得在外面实质性兼职，也不得在开办公司。并且表示对张建雨所做作为毫不知情。

正常之处不仅仅在于校方装聋作哑，而在于某种灰色状态已经形成均衡。面对科技成果转化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收益，行政化的学校当局表现出首鼠两端的鸵鸟态度。干脆变成了事实上的不主动，不拒绝，不负责。而民意和舆论又将固化校方态度，也对张建雨形成压力：发财，或者换个说法，教授追求财富是件不能光明正大进行的事情，只能闷声悄悄进行，公司运营模式也无法正规化、明晰化。使用学生劳动力也没有收到法律保障，工伤保险更是谈不上。甚至，发点小财，一旦做大，还有树大招风的危险。

张建雨的非常之处在于，“他喜欢描述参与这项研究会带来多大的商业价值，并且经常上升到国家层面，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商业项目。还会说一旦研究完成，可以马上投入生产赚大钱。”其实，与很多媒体冠以以“商人”头衔不同，在我看了，他更像一个企业家。如果只要赚钱，在上海，张完全可以通过早期的财富积累，在内环线玩房地产——事实上，精明的上海居民早就看出其中端倪，对他们而言，办企业是性价比太低的事情，京沪永远涨才是真实的主旋律。

但归根到底，张建雨既不是一个好商人，也不是一个好企业家。好商人不会在拥有足够多资源的情况下办实业，好企业家不会在拥有核心技术和强大科研团队支撑的情况下，让自己的企业经历二十多年发展，还是一个手工作坊。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张建雨看起来还需要补很多课：市场、资金、管理、风险控制、财税……

其实，对比华大基因、华为、高铁等等声名显赫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张建雨的故事却是更真实的科技创新的中国故事。我们自然可以想象在一个完备的有效机制之下，学者们只需要拿出自己的技术，通过校方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能够有效对接到企业资源，甚至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能将企业家精神、对市场判断、核心技术、生产能力进行合理配置和组合，文章一开头那种意淫般的设想，也许在公司起步十年后就可以实现。

探索有效机制的前提，是正视科学家、学者们的财富冲动和事业冲动，这也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最重要前提。激活科研人员的创新创业能力已是大势所趋。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允许高校人员带着科研成果保留基本待遇下海。

现实下，灰色是常态、透明化非常态，习惯了灰色，人们习惯了可以说不可以做。这要实现这些，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