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多家媒体报道，不少地方的医院正在遭遇近十年来最严重的用血困难，在北京，献血旺季首现用血紧张,血库存量只是库存的50%,仅能满足急救医疗需要。在另一个城市南京,“血荒”已经持续10个月,而且糟糕的是，现在每个血型都缺。流动献血车采血量下降,到高校也采不到血。而西南的昆明，血液中心库存的O型血仅2200毫升。除此，武汉、太原、重庆、长春、青岛……各地血荒频传。

诚然，据介绍，在几乎所有的实行自愿无偿献血制度的国家和地区，都会遭遇血荒之困扰，即便是“首善之区”的美国，纽约登记捐血的数目尚不及各医院需求量的一半。但是，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血荒”，范围之广，程度之烈，还是让人有些难以接受，而看看采访中记者披露的细节，那些质问医院为何没有存血的人们，基本上自己并没有参与献血，不由让人心生疑惑，是否今天的社会大众中，实际上缺乏扶危救困，帮助他人的意识？而在一个公德心不彰，社会组织没有发育起来的中国，今天的血荒，是不是可以视为1997年义务献血法颁布以后必然会出现的一个结果？

在我看来，对国民性的指责与道德层面的鞭挞是永远有效的，但是流于轻易，同时无助于问题真正的解决。另一方面，无论是汶川地震还是玉树地震，以及其他各种危难时刻，踊跃捐款捐物、志愿服务，乃至献出自己献血的实例也在告诉我们，这并不是个冷血而没有温度的民族，人们并不缺乏爱心，所以，可能更需要追问的是，是什么让民众本来具有的公益心、对社会对他人的同情与关注，无法汇集成一股有效的力量去影响社会，让一个个公民的力量真正实现价值。

实际上，今天中国社会的血荒，与其说是愿意民众道德层面的某种缺陷，不如说是这个社会在转型过程中某些制度和社会发展不兼容而发生的失灵现象，而也正是因为这种制度不兼容导致的失灵，使得我们今天实际上缺少公益文明成长的土壤。

无数的细节在证明着这种不兼容的存在。人们惊讶的看到，与血荒同时发生的是某种“献血难”，就在南京遭遇血荒的紧张时刻，居然出现了“献血不足300毫升遭拒”的事情，其原因仅仅是采血点没有配备200毫升的血袋。而新京报记者在昆明采访时同样觉察到了献血难的问题：由于薪酬制度改革，献血车工作人员积极性受挫，献血车被指“姗姗来迟，早早收工”。以前每采一袋血，工作人员都会得到奖励，现在取消了奖励，所以采血员工收入降低成为“血荒”推手。除此之外，对于献血过程安全性缺乏信心，受血者使用血液时遭遇到的异常繁琐的手续，对于血液用途某种担忧等等，都在显现着制度不兼容的问题。

血荒如何解决？如果在计划经济时代，似乎这不成问题，中央一声令下，各地动员，工农商学兵人人参与，但是，我们知道，此种情况恐怕仅仅属于那种时代或者某种危机灾难时刻，且无法形成某种常态机制。在一个正常社会中，献血这样一种基于人人相互扶持，相互救助理念的社会公益活动，实际上更应该依赖民间自发的力量以及政府的有效参与和倡导，有赖于社会组织的有效运作，而这一切都要求一个健全公民社会和公共空间的存在，以及给予公民和社会组织充分的参与空间。这些才是社会公益文明开花结果的必需土壤。道义的产生可以源于内心的善念，但道义的保持、养成乃至壮大，必须有社会的营养、文明的土壤。

所以，在我看来，要解决血荒，除了请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领导人带头献血之外，必需理顺体制，加强监管，不妨尝试下请社会组织，包括NGO以及其他志愿者组织，乃至宗教组织参与到各个环节中来，使之在阳光下运行，总之，要真正给社会公益事业一块肥沃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