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一本书和一张碟

 岁末，要谈一个人，一本书和一张碟

 要谈的人是余虹先生，书是《遥远的乡愁——台湾民歌三十年》，碟是《永远的未央歌——台湾民歌三十年演唱会》。2007年余先生的死亡，曾经激起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但是很快风平浪静，街市太平。一名学者的死亡与一场热热闹闹的教育部评估相比，对时下中国的高校所带来的震动是无法比拟的。而在不断又不可避免的犬儒化命运面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早已经学会并习惯了游走于正襟危坐与娱乐致死的两种状态之间，或者说，正因为正襟危坐，才娱乐致死。就在这两种状态之间，人们已经被磨练到神经粗壮，百毒不侵，已经成熟到麻木，成熟到找不到一点点书生气了。

   余虹先生是我一直很钦佩的学者，他一生的轨迹是我曾经努力前行的方向：充满才情的诗人，作为思想者，给自己寻找救赎之路的同时指明芸芸众生终获幸福的大道。他所关注的海德格尔、福柯等西方诗性思想家，曾经多少次给在生活困顿而又在思想上陷入绝望的青年学生们，特别是自认为有些特别的，有些灵性的，实际上困守书斋的思想者们点亮一盏寒夜的灯——不管这盏灯散发的是不是虚幻的火焰，照在我们脚下，编造出一条我们可以看到但却是注定没有尽头的路。

   生活忙碌，闻听余虹先生死讯的时候，我正奔波在大学城和医院，无心细思这个人的死亡，作为一次文化事件，作为一次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事件究竟意味着什么。而当我终于有机会一个人关在房间里，一边翻阅网上对于余虹先生死亡的种种叙述和对此次事件意义的概括，一边放着台湾民歌三十年演唱会的实况，看着这群中年人依旧青春淡定的时候，我的眼睛终于模糊了。因为我意识到，这一场演唱会，这本书，这个人，归结到最后是一个问题：在今天这样一个“斯文扫地”的时代，知识分子如何获得“救赎”。如何获得“意义”。

 在余虹先生为他的老师石璞先生所作的传记中，他也提到了这种“淡定”，作为一位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知识女性，一生当中备受冲击，最后坚韧而尊严地活下来，今年已百岁。那她的学生，已经功成名就的余虹，发现这种淡定，写着这篇文章的余虹，为什么选择死亡？是啊，现在的专家学者已经不再是某个特定时代的被欺凌者，他们顶着智者的光环，频繁游走在官家和开发商之间，何来“斯文扫地”？于是有知情者说，余虹先生是纯病理上的抑郁症患者，又身患数种疾病，婚姻生活不幸，遂走上此绝路。太平盛世，出几个精神病患者，不足为奇，我们毕竟都还好好的活着，而且没有胃炎，家庭幸福。                                                   

  台湾的民歌运动，从1975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有三十多年。这场运动的精神先驱是1960年代的鲍勃·迪伦，又和中国大陆的80文艺思潮有着某种关联：民歌运动的中坚人物侯德建在80年代弃台湾投奔大陆又在那个十年结束的时候离开，他的歌曲在80年代成为时代的象征，这足以说明这两个十年之间的一种微妙传承。值得关注的还不仅与此，台湾民歌运动不仅仅是一场学生的青春歌会和年少轻愁，更是一场知识分子、学生、艺术家共同发起、参与的文化活动。这场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今天中国文化的气象。而以这个标尺去审视余虹先生，或者我们自己，就会发现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实际上所面临的双重困境，外在的窒息和内里的虚无。这双重的困境，使我们无法“淡定”。这样想来，我们要向余虹先生致敬，他用死亡，宣告真相。

正像一位网友评论的那样：“余虹先生可以说是现行体制的受益者。他拥有现行体制赋予一个 “学者”最具吸引力的头衔：“学术带头人”、“博导”。凭借这些头衔，又是在人大这样即使仅仅侧身其中就已经让一些人沾沾自喜的“著名学府”，余虹完全可以成为玩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哲学的学霸，完全可以站在“文艺学”的山头上吆五喝六。但他似乎从未把这些东西放在眼里，而一味思索着“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难题”。他惊异于“道德实践甚至变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不能忍受国家“变成一种不道德的现实秩序的象征”。他为“个体信仰与国家权力的冲突与紧张”而承受着长久的煎熬。对于眼下的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他不会像一些市侩基督徒一样以“顺服”的名义心安理得地同流合污，而是认真地思考如何在如此邪恶的时代像他老师石璞女士那样“还有尊严地活着，身上没有丝毫的悲戚与苟且”。显然，“学术带头人”、“博导”的册封没有让他停止对于正当的道德秩序与政治秩序的渴慕与追求。也许，当他在自己置身于“世纪城”五年的时间里而未能看到政治秩序与道德秩序的新世纪来临的曙光，他就以自己的执著选择放弃生命，不愿意苟活于没有道德的国度。对于这个剥夺了他生命的不道德的秩序，他留给它一具尸体，让它在收尸时发现自己是凶手。”     

与外在的窒息相比，内里的虚无则问题更为复杂，在某种意义上，他指涉着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知识分子之软肋。这个软肋在于，当很多知识分子从整个西方社会，或者说是现代社会中剥离出一些灵动的思想来充当自己的精神安身立命之源，甚至急于去和大众分享，迷恋在启蒙者、精神导师的角色中的时候，往往没有意识到这些灵动的东西还是过分脆弱，往往不足以对抗外在的窒息。这些灵动的东西，如果转化成论文，用于在体制中生存，已经足够了，甚至可以说是绰绰有余，余虹的“成功”充分说明这一点，但是对于一个真的打算相信一些东西的人们来说，对于余虹来说，这种成功可能是一种自伤，是对自己初衷的背弃和嘲讽。简言之，如果真的相信，就只能体会窒息的痛苦，如果不信，只能做工具。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也许是更深层面的意义，那就是，这些诗性的思想，是否能够被当作信仰来对待？这个问题也许暂时还无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这些诗性智慧，还是简单的走向传统文化或者基督教，都还不足以给我们一种信念。也许，对于余虹们，走出，或者探出头去，呼吸几口新鲜空气，才能让他们有可能继续寻找的道路。

余虹先生的事情发生后，和一位长者有过一次长谈，有一点结论，就是走向传媒对于当下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与余虹先生相类的人文知识分子具有特别的意义，因为一种相对开阔的公共空间会避免被“窒息”的命运。而每一位现在和未来的传媒人，每一位真正的艺术家，每一位知识分子，都是这个空间的开拓者。

本文发表于新快报：http://epaper.xkb.com.cn/view.php?id=210481